谏认为他是管仲、萧何以后第一人，写文章详细论述，大意是：“开元、天宝年间全国住户一千万，至德年后因大战乱，饥荒瘟疫，十去其九，到刘晏任使职，住户不到二百万。刘晏全盘考虑全国开支，细心考察州县灾情，免赋赈灾，不让人民逃荒死亡。起初，州县派富户督办漕运，称作‘船头’；掌管传递，称作‘捉驿’；在赋税之外乱收刮，称作‘白著’。人民忍受不了欺压，都跑去当强盗。像上元、宝应年间，袁晁、陈庄、方倩、许钦等人在江淮造反，十几年才平定。从刘晏开始用官船漕运，命官吏主持驿站事务，免除杂税，制定了食盐专卖制度，来补充收入。从广德二年(764)到建中元年(780)，黜陟使调查天下户数，增加了三百多万。帝王爱护人民，不在于赏赐，应让他们能耕种纺织，丰年平价收购，灾年免赋赈灾，大约每年增加户数十分之一。刘晏尤其能掌握紧急与否来安排先后。每当州县饥荒减产的苗头出现，就根据官府的盈余，先行命令说‘：免某种赋，免某类户的赋。’人民没有到困境，而报告已送上了。有议论批评刘晏不直接赈灾，而多半贱卖来救济人民，这是不对的。善于治病的，不让病人到危险状态；善于救灾的，也不让人民到需要赈救的地步。因赈救少不能养活灾民，救治的人多，国家用度又缺乏了，国家用度缺乏又需要收重赋税；再说赈救近似白拿，下级官吏做手脚，强者所得多，弱者所得少，即使摆着刑具也不能阻止。

可认为有两大弊病。受灾的地方，缺乏的只是粮食，其他出产还有，贱卖粮食，买当地各种产品，利用人力，运到丰收地区，或者当地官府自己使用，国家开支不致缺乏；可以多支出粮食，让商人贩卖，分散进入村镇，贫穷的农户，不能上集市，辗转也能得到好处，自然免除了阻隔和饥饿，不需命令。可认为有两大优点。

刘晏又采用了常平法，丰年就高价收购，灾年就低价卖出，一般各州都曾储存粮食三百万斛。这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对国家有功劳的人吗！”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长安人。年轻时就以任职干练而被提拔，颇能谈论强国富民的大道理。天宝年间，在韦坚手下任职。后韦坚被陷害，第五琦也不得升调。过了很久才当上了须江县丞，太守贺兰进明颇器重他的才能。安禄山反叛，贺兰进明调驻北海，向玄宗奏请，提升第五琦为录事参军。此时安禄山已攻陷河间、信都等地，贺兰进明未派兵抗御，玄宗大怒，派遣使臣持刀赶来宣旨说“：你若不火速发兵，立即斩首。”贺兰进明十分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五琦便建议用厚金招募勇士，出其不意奇袭贼军，贺兰进明采用其计，果然收复了失陷的郡县。

肃宗驻彭原时，贺兰进明派第五琦上朝奏事，肃宗接见了他，他陈奏道“：现在是朝廷急需用兵之时，然而军队的强弱在于赋税，赋税多出于江淮一带。倘若能授我一职，我可以收尽东南的财富，立即支援函、洛前线，只待陛下下令。”肃宗听后大喜，拜授第五琦为监察御史、兼江淮租庸使。又提升他为虞员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后再升迁司金郎中，兼御史、诸道盐铁铸钱使。盐铁收税官，从第五琦开始。之后他又升任度支郎中，兼御使中丞。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他遇事速办，使人民不增加负担而国家费用宽裕，于是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支度、转运、租庸、盐铁、铸铁、司农、太府出纳，山南东西二道、江西、淮南馆驿等使。乾元二年(759)，又升迁为中书门下平章事。

当初，第五琦请奏铸造乾元重宝钱，以一个钱代替十个钱用。当他做了国家大臣之后，又铸造了更大的钱币，以一个钱代替五十个钱。适逢当时物价猛涨，百姓饥馑，怨声载道，非议者认为是他的过错。皇帝于是下诏将他贬为忠州长史。接着又有人控告第五琦接受贿赂，皇帝便派御史火速赶来查究。第五琦申辩说“：我身为宰相，难道自己还贪污受贿吗？如果你能拿出行贿受贿的证据，请有关官员定我的罪。”御史不明真相，以为他全部招认，就将他定了罪，送到夷州长期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