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再复任成均祭酒，平章事则依旧。

长安末年，武后准备在白司马坂建大佛像。李峤上疏劝谏“：造像虽说是由僧尼出钱，但若无州县的承办也不能成功，所以说名义上不要百姓出钱，但实际上要出。臣计算天下在编户口，贫弱者多。有卖房子押田地以交纳劳役的。造像的钱现积储到十七万缗，若将此钱救济穷人，一家给一千，就可解决十七万户百姓的饥寒之苦，功德不可计了。”武后不采纳。

张易之事败，李峤因为附会张易之兄弟受连累贬为豫州刺史，还未行，改贬通州。几个月以后，召回任吏部侍郎。

不久，升为吏部尚书。神龙二年(706)，代韦安石为中书令。

李峤在吏部时，心里很想借一时的声望来恢复宰相的地位，于是奏请设置员外官几千人。后来官僚多而滥，府库支出增多虚耗。于是上书引咎辞职：“元首是国家的至尊，居处要有重门及巡更的守卫，出外要有清道警戒的路禁，这是为了防备突发情况，消除不轨之想。是绝对不可以随便改变举动，疏于防护的。陛下不喜欢高高在上，不重视尊严威仪，常常暗中便服出游，入闾里，过街市，以致市井中窃窃私议，朝廷内惶惶不安。万一发生意外事件，即使不爱惜自己，又怎样对得起宗庙及百姓呢？

“另外，分职务设官吏，不可以滥。

《传》中说：‘官不必很多，只要用人恰当。’自从帝室中兴以来，以随意赏官封爵来表示恩宠。于是有越级提升的，朝升夕改的，正中不够用，再加以员外职的。这样一来，对内的薪俸支出增加，府库渐空；对外赋税征收增加，百姓愈穷。

这不是寻求贤能、辅助治国的办法。希望能爱惜官位的尊荣，平息不敬的议论。

今文武官员六十岁以上的，均敬恤而留任；老而病已退休还乡的，又返回授官；过去补为员外已经遣返的，又再次留下。

这种做法恐怕不能匡正时弊、扭转局面。

恳请下令有司选拔可用之人任官，不可用之人遣回。再有，远方的夷人没有治国才能。国家过去是为安抚才任他们为官。若不是立功的酋长，只不过白白浪费薪俸罢了。也恳请研究衡量非可用必要的夷人，一律放还。

“《易》上说：‘如何守好职位呢？要靠仁爱的道德；如何招致人民呢？那就要有财物。’现在的百姓穷困，生活困难，谈不上官员守好职位；仓储空虚，财力枯竭，做不到招致人民。山东有水涝灾害，江左运输困难。国家空乏，人民窘困。

如果边界疏于戒备，可能逃到境外的人会越来越多，各地盗贼蜂起，哪有财力来招募他们？哪有人力来遏止他们？又大建寺庙道观，人才财力均耗费极大。现在山东年年饥荒，糟糠都吃不饱。在民生极其艰难之际，还要收用税赋及劳役，用哀叹怨愤之物来增添寺观的崇丽，恐怕会使三灵(天地人)之神结怨，会使四海之民生恨。

“又刻正要征召戍丁，但不少人为躲避征戍、逃脱租税而藏身在寺观中。如今私下收受的道人几乎有几十万，其中不少是多男的大户、狡黠的商家。他们并非真心出家，而是伪装。何况国计军防都仰仗于男丁。如果男丁都出家了，兵壮都入道了，那么，征戍租赋，又从何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