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乎？是以 上失其源，下袭其流，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乱臣贼 子由是生焉！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大，是犹以蜗蚓之饵垂海，而望吞舟之鱼， 不亦难乎？所以食垂饵者皆小鱼，就科目者皆小艺。且夏有天下四百载，禹之道丧 而商始兴；商有天下六百祀，汤之法弃而周始兴；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废 而秦始并焉。三代之选士任贤，皆考实行，是以风俗淳一，运祚长远。汉兴，监其 然，尊儒术，尚名节，虽近戚窃位，强臣擅权，弱主外立，母后专政，而亦能终彼 四百，岂非学行之效邪？魏、晋以来，专尚浮侈，德义不修，故子孙速颠，享国不 永也。今绾所请，实为正论。然自晋室之乱，南北分裂，人多侨处，必欲复古乡举 里选，窃恐未尽。请兼广学校，以明训诱。虽京师州县皆有小学，兵革之后，生徒 流离，儒臣、师氏，禄廪无向。请增博士员，厚其禀稍，选通儒硕生，间居其职。 十道大郡，置太学馆，遣博士出外，兼领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乡里举焉； 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见其利。”

而大臣以为举人循习，难于速变，请自来岁始。帝以问翰林学士，对曰：“举 进士久矣，废之恐失其业。”乃诏明经、进士与孝廉兼行。

先是，进士试诗、赋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 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大和八年，礼部复罢进士 议论，而试诗、赋。文宗从内出题以试进士，谓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 题，所试差胜。”乃诏礼部岁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是时，文 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 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因得不罢。

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 其制，序立西阶下，北上东向；主人席东阶下。西向；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齿， 谢恩，遂升阶，与公卿观者皆坐；酒数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 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 参谒、曲江题名皆罢。”德裕尝论公卿子弟艰于科举，武宗曰：“向闻杨虞卿兄弟 朋比贵势，妨平进之路。昨黜杨知至、郑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识朕意，不放 子弟，即过矣，但取实艺可也。”德裕曰：“郑肃、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应举。 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岐，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 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 业，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则 子弟未易可轻。”德裕之论，偏异盖如此。然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 共患也。

所谓制举者，其来远矣。自汉以来，天子常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唐兴， 世崇儒学，虽其时君贤愚好恶不同，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师外至州县， 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 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 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 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禅太山 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材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 不为无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