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令》“蛰虫咸俯”，则火辰未 伏，当在霜降前。虽节气极晚，不得十月昏见。故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 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内火，及霜降之 后，火已朝觌东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余年，乃云“火伏而后蛰者毕。”向使冬至 常居其所，则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岁， 《麟德历》以霜降后五日，日在氐八度，房、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蚀冲校之， 犹差三度。闰余稍多，则建亥之始，火犹见西方。向使宿度不移，则仲尼不得以西 流未伏，明非十月之候也。自羲、和已来，火辰见伏，三睹厥变。然则丘明之记， 欲令后之作者参求微象，以探仲尼之旨。是岁失闰浸久，季秋中气后天三日，比及 明年仲冬，又得一闰。寤仲尼之言，补正时历，而十二月犹可以螽。至哀公十四年 五月庚申朔，日蚀。以《开元历》考之，则日蚀前又增一闰，《鲁历》正矣。《长 历》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才置一闰，非是。

战国及秦，日却退三度。始皇十七年辛未岁冬至，应在斗二十二度。秦历上元 正月己巳朔，晨初立春，日、月、五星俱起营室五度。蔀首日名皆直四孟。假朔退 十五日，则闰在正月前。朔进十五日，则闰在正月后。是以十有二节，皆在盈缩之 中，而晨昏宿度随之。以《颛顼历》依《月令》自十有二节推之，与不韦所记合。 而颍子严之伦谓《月令》晨昏距宿，当在中气，致雩祭太晚，自乖左氏之文，而杜 预又据《春秋》，以《月令》为否。皆非是。梁《大同历》夏后氏之初，冬至日在 牵牛初，以为《明堂》、《月令》乃夏时之记，据中气推之不合，更以中节之间为 正，乃稍相符。不知进在节初，自然契合。自秦初及今，又且千岁，节初之宿，皆 当中气。淳风因为说曰：“今孟春中气，日在营室，昏明中星，与《月令》不殊。” 按秦历立春，日在营室五度。《麟德历》以启蛰之日乃至营室，其昏明中宿十有二 建，以为不差，妄矣。

古历，冬至昏明中星去日九十二度，春分、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 气差三度，九日差一刻。

秦历十二次，立春在营室五度，于《太初》星距危十六度少也。昏，毕八度中， 《月令》参中，谓肩股也。晨，心八度中，《月令》尾中，于《太初》星距尾也。 仲春昏，东井十四度中，《月令》弧中，弧星入东井十八度。晨，南斗二度中， 《月令》建星中，于《太初》星距西建也。《甄耀度》及《鲁历》，南方有狼、弧， 无东井、鬼，北方有建星，无南斗，井、斗度长，弧、建度短，故以正昏明云。

古历星度及汉落下闳等所测，其星距远近不同，然二十八宿之体不异。古以牵 牛上星为距，《太初》改用中星，入古历牵牛太半度，于气法当三十二分日之二十 一。故《洪范传》冬至日在牵牛一度，减《太初》星距二十一分，直南斗二十六度 十九分也。《颛顼历》立春起营室五度，冬至在牵年一度少。《洪范传》冬至所起 无余分，故立春在营室四度太。祖冲之自营室五度，以《太初》星距命之，因云秦 历冬至，日在牵牛六度。虞广刂等袭冲之之误，为之说云：“夏时冬至，日在斗末， 以岁差考之，牵牛六度乃《颛顼》之代。汉时虽觉其差，顿移五度，故冬至还在牛 初。”按《洪范》古今星距，仅差四分之三，皆起牵牛一度。广刂等所说，亦非是。 鲁宣公十五年，丁卯岁，《颛顼历》第十三蔀首与《麟德历》俱以丁巳平旦立春。 至始皇三十三年丁亥，凡三百八十岁，得《颛顼历》壬申蔀首。是岁，秦历以壬申 寅初立春，而《开元历》与《麟德历》俱以庚午平旦，差二日，日当在南斗二十二 度。古历后天二日，又增二度。然则秦历冬至，定在午前二度。气后天二日，日不 及天二度，微而难觉，故《吕氏》循用之。

及汉兴，张苍等亦以《颛顼历》比五家疏阔中最近密。今考月蚀冲，则开元冬 至，上及牛初正差一次。淳风以为古术疏舛，虽弦望、昏明差天十五度而犹不知。 又引《吕氏春秋》，黄帝以仲春乙卯日在奎，始奏十二钟，命之曰《咸池》。至今 三千余年，而春分亦在奎，反谓秦历与今不异。按不韦所记，以其《月令》孟春在 奎，谓黄帝之时亦在奎，犹淳风历冬至斗十三度，因谓黄帝时亦在建星耳。经籍所 载，合于岁差者，淳风皆不取，而专取于《吕氏春秋》。若谓十二纪可以为正，则 立春在营室五度，固当不易，安得顿移使当启蛰之节？此又其所不思也。

汉四百二十六年，日却差五度。景帝中元三年甲午岁冬至，应在斗二十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