虑了否？还不知在朝廷的大臣是否以此相告？

“《礼记》上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回兵。’现在陛下相信仇敌的阴谋诡计，而希望他们肯和议以缓和目前军事紧急的状况，难道不是有失于不共戴天，不回兵的道义吗？又况且派遣来的使者，以诏令谕旨的名义，以割地为主要目的，现在以不共戴天之仇与他们讲和，我急切地为陛下之举感到痛惜、伤心。或者是因为金国内乱，害怕我们偷袭他，所以说好话以作为缓延我宋大兵压境之计。假如果然是这样，尤其应当鼓舞我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哪里还有什么谈和的事情呢？”

又写书信给秦桧说：

“今北使在朝廷，天下人为之忧虑愤怒，假若和议一成，他日他们更强，我们日益困怠，侵略寻衅剥削，天下有成为金人奴隶的忧虑。近来，听说陛下以父亲徽宗、兄弟钦宗没有回返，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已有一些年代了，然而，还是没有听说金人悔改过错，送还二帝于沙漠。接着梓宫崩问不详，天下之人为此切齿痛恨，金人如狼似虎贪婪吞噬的本性，不说即可见到。天下刚刚将以厚望寄托于相公，希望能够革除原来已有的妥协之议，难道你的意思是还要比已有的妥协之议更进一步吗？

“现在的上策，不如自治。自治的要点，内部则要进推君子，远逐小人。外部则要奖赏有功的，惩罚有罪过的，使皇上的孝悌通晓于神明，道德成于安逸强盛，不要以小聪明、小恩小惠而图取大功，则不胜感到很荣幸。”

所上奏疏及书信都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尹火享力求辞去新的任命。

绍兴九年(1139)，尹火享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又推辞，又上奏疏说：

“我的职责虽在劝讲，很少有什么新的发明，数月之间，疾病一个接一个，坐得优厚的俸禄，无补于圣上对我的赏识。先圣先师们曾经说过‘：陈明其力班列于宫殿之中，不能够胜任的就理应辞职。’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一点原因。我起自贫寒之家，误被召用，守道的言论，表现于训词，而我贪恋宠爱荣誉，改变了平素志向，使朝廷非常重要的举动，得到了怀利苟且之人，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二点原因。近来我曾不衡量分守，言论涉及国事，识见迂腐浅陋，用现在的状况来检验，已显出庸俗愚笨的痕迹，岂能合于时用。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三点原因。我自从擢升为春官，未曾上任供职，因疾病请求去职，反而获得非常的迁升，有什么功劳，得以这样的受用？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四点原因。按照本朝的法律典制，推测于礼经的规定，年龄到了七十岁，都应当辞官归居。现在我年龄已经到了，加上疾病，血气既已衰竭，不应再有所得。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五点原因。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有崇尚仁义的欲望，匹夫有不能夺走的志向，现在我有五点当离职而去的理由，没有一点可以留任的道理，希望审查检核我多次的奏议，放还回归乡里而居。”

奏疏上后，以尹火享提举江州太平观。过一年告老还乡，转迁一官辞职归居。

尹火享自从升入经筵，即请求休养辞官，朝廷以礼相待留任他；张浚、赵鼎既已去职，秦桧在朝中当权，看到尹火享有关议和的疏奏与送给秦桧的书信，已有不乐之色，到这时，得到尹火享请求离职而归的上疏，于是不再留用他。绍兴十二年(1142)，死了。

正是这一时期，曾从学于程颐门下的本有很多君子之人，然而，寻求性情直爽、弘毅、身体力行像尹火享这样的人大概很少。程颐曾以“鲁”应允他，又说：“我死后，能保持而不失掉我的学问的正统的人，是尹氏之儿子。”尹火享的言行记载以《涪陵记善录》一书中为详，有著作《论语解》和《门人回答》传存于世。

杨时，字中立，南剑州将乐县人。幼年时特别聪明，能做文章，稍长大以后，潜心于经典史书。熙宁九年(1076)，考中进士第。当时河南人程颢与弟弟程颐讲授孔子、孟子绝学于熙宁、元丰之际，河、洛一带的士大夫们全部拜他们为师。杨时调任官职不去上任，以学生拜见老师的礼仪在颍昌谒见程颢，师生相处很是快乐。到他回家的时候，程颢目送他时，自言自语地说：“我的道学思想已南传了。”四年以后，程颢死了，杨时知道后，设灵位，哭祭于寝门，而又用书信转告他的同学们。到这时，又在洛阳拜见程颐，杨时当时大概已有四十岁了。有一天去见程颐，程颐偶然闭目休息而坐，杨时与游酢侍奉站立门外，一直没有离开。程颐睡觉醒后，门外下雪已深至一尺了。关西张载曾经写作《西铭》，二程很推崇它，杨时怀疑它近于兼爱之论，与他的老师程颐多次辩论，听到理一分殊之说后，才豁然开朗，没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