祷引导天下人，以没有根据的学说来蛊惑天下人。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积累久了，已习惯成熟了，牢不可破，谁能纠正它们？况且西太一宫工程，邪佞的人上奏说：‘太一宫分别建在两处才是福气，近年从吴地移到蜀地。’如果像祈求消灾免祸那样可信，西北地区应该平安。如今五六十州，安全的不能用十去数，失败和投降的一个接一个，福气在哪儿呢？汉武帝在长安建太一宫祭祀，到晚年因浪费财物而蒙受灾祸，才后悔听信方士的错误。虽然他后悔的不早，还是比始终不知后悔的人强。

“一般来说，人主不能没有过错，如果有错误的言行，宰执、侍从应该指出来，给舍、台谏应该指出来，官僚士大夫应该指出来，都是为了使君王成为有道明君。如今陛下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接受别人的话，宰执以下都希望得到恩宠而不说，那些说了但不尽力的人，都不是爱护陛下。其心难道以此为当而不必言吗？只是认为不能希望陛下成为尧帝、舜帝、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君主，而把陛下看待成汉武帝、唐明皇那样的君主。”

刘黻凭着才能担任昭庆军节度掌书记，由学官试馆职。咸淳三年(1267)，他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论奏皇帝直接颁降恩泽说：

“治理天下的关键，没有先于谨慎命令的事，谨慎命令的关键，没有先于制止皇上直接批文的事。命令，是帝王的关键，必须经过中书参预制定，门下审查，然后交给尚书省施行，凡是不经过这三省而施行的命令，称为‘斜封墨敕’，不值得仿效。臣见陛下自从到郊外祭祀天地，庆贺成功以来，恩惠一个接一个，诏命很多，今日一个内批，明日一个内批，朝廷的官报中登载的诏令，因为是内批而施行的占一半，我私下里替陛下可惜。

“《书》中记载的是向下宣告的皇帝的诏命和下面意见向皇上报告的内容，《诗》中歌咏的是向下宣告的王者的命令和下面意见向王者汇报的内容，不专门说帝王向下宣告的诏命而一定说把下面的意见向帝王报告的，是因为命令是有关朝廷的大事，不能都符合道理，于是有帝王向下宣告的诏命，也有下面向帝王陈述的意见。祖宗时，宫中处理军队和国家的事交给外面执行的称为内批，如攻取太原、拿下江南，韩琦把内批装在衣袖中进献给英宗，英宗惶恐地离开坐位，这难道不是对内批的根源很恭敬吗？臣日夜想这件事，认为官位和爵禄是陛下的官位和爵禄，三省是陛下的三省，所说的同时奉行皇帝的旨意，则是三省发出的命令，就是发出的陛下的命令，难道必须是内批之后才是恩惠吗？根据具体情况做事，以义抑制欲望，某件事应该施行，某件事应该停止，都有规定，为什么不从三省开始执行，其中有不符合公论的，允许奏明，这样就没有错误了。

“元。。年间，三省上奏讲李用和等人改任官职的旧例，现在高氏、朱氏，都举出旧例，皇太后说：“对外戚的恩惠，正想减少，怎么又可以增加呢？”治平初年，皇上想给曹修节度使或宰相的官职，皇太后怎么也不同意；又有皇帝的诏命，下令皇后本家分别列出亲缘的远近上奏给皇上，也给予恩惠，司马光极力劝谏，认为皇太后已经减少和压抑了对亲属的恩惠，那么皇后的亲属也恐怕不应该受这样的恩惠。而现在前面的恩惠还没完，后面的恩惠已经到来。宰执怕被认为是专权而不敢上奏，给舍、台谏怕触怒皇上及亲贵而不敢讲话，像这样数年以后，将以什么立国？因此政命由中书发出则太平，不由中书发出则混乱，天下事应该与天下人共同去做，不是人主可以私自做主的。”

咸淳四年，刘黻改任正字，他说“：正统的学说不明确那么义理就越来越少，邪说不停止那么蛊惑人心的气焰就越来越盛。臣不是不知道忤逆陛下的话不好听，臣说的这些，确实与君德世道有重大关系，不容许我不恳切地向陛下陈述。我的奏疏进上已过了一天，没蒙受恩德交到外朝。孟轲有言‘：负有向帝王进言责任的，帝王没采纳他的话就应该离去。’臣愧为谏官，从义上讲，应当对陛下言无不尽，现在既然不能讲那些话，如果贪图和羡慕恩宠和荣华富贵，不想离去，不仅有负朝廷设置言官的本意，对孟轲的明训，实在也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