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神宗以夏国内，用兵攻讨，乃于熙河增兰州，于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贺登位，使还，未境，又遣使境。朝廷知其有请兰州、五砦地意，大臣议弃守未决。辙言曰："顷者西人虽至，疆场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确然不请，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觉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集兵，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心以此反覆思虑，早赐裁断，无使西人别致猖狂。"于是朝廷许还五砦，夏人遂服。迁起居郎、中书舍人。

朝廷议回河故，辙为公著言："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旧而修其未至，乃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为责也重，是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公著悟，竟未能用。侍郎。辙因转对，言曰："财赋之原，于四方，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不困。唐制，天下赋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于今，上供之数可谓少矣。然每有缓急，王命一，舟车相衔，大事以济。祖宗以来，法制虽殊，而诸蓄藏之计，犹极丰厚。是以敛散及时，纵舍由己，利柄所在，所为必成。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亦惫矣。两司既困，故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也。"寻又言：

盖国之有财，犹人之有饮。饮之，当使司纳，而腹制多寡。然后分布气血，以养百骸，耳目赖之以为聪明，手足赖之以为力。若不专任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则虽求一饱不可得矣，而况于安且寿乎！今之在朝廷，犹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异此？自数十年以来，群臣每因一事不举，辄建他司。利权一分，用财无艺。他司以办事为效，则不恤财之有无；以给财为功，则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得材智之臣，终亦无益，能否同病，府库卒空。今不早救，后患必甚。

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论议，或己见，不专用王氏学。仍罢律义，令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试，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光皆不能从。

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所行，例不同，利害相远，宜随事措置，以弊原。谨三弊以闻：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监，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监，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三监皆隶工，则本所专，其余无几，纳损益，制在他司。顷者，司光秉政，知其为害，尝使本收揽诸司利权。当时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可惜也。

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缓急，有利害，皆得专之。今工以办职为事，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创令卖，上下皆以为当。指挥未几，复以诸营造，岁有科制，遂令般运堆积，以破卖之计。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一岁所用几何？取此积彼，未用之间

先帝一新官制，并建六曹，随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名虽近正而实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为军监而上隶工，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有兴作，不得与议。访闻河北近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过渡无船，然后须之。而其为，稍经岁月，必至蠹败。朝廷无兵之计，而有司营戢，不顾利害，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若专在转运司，必不至此。此工都作院为之害，二也。

昔嘉祐中，京师频岁大，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监。置监以来，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郡之诸埽，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财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急之际，诸埽不相为用，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此工都监为之害，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