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况折杖之法，于古为鞭扑之刑，刑轻不能止恶，故犯法日益众，其终必至于杀戮，是轻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贷者，之以刑，则人之获生者必众。若军士亡去应斩，贼盗赃满应绞，则刖其足；犯良人于法应死，而情轻者以刑。至于劓、墨，则用刺之法。降此而后为、徒、杖、笞之罪，则制刑有差等矣。"议既上，帝问可否于执政，王安石、冯京互有论辨，迄不果行。枢密使文彦博亦上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时弊，故法律之外，徒、或加至于死。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有重于旧律者，若伪造官文书，律止二千里，今断从绞。近凡伪造印记，再犯不至死者，亦从绞坐。夫持杖盗，本法重于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盗再犯赃不满五匹者不死，则用刑甚异于律文矣。请检详刑名重于旧律者，以敕律参考，裁定其当。"诏送编敕所。

无丰三年，周清言："审刑院、刑奏断妻谋杀案问自首，变从故杀法，举轻明重，断恶逆斩刑。窃详律意，妻谋杀夫，已杀，合恶逆，以问自首，变从故杀法，宜用妻殴夫死法定罪。且十恶条，谋与故斗杀夫，方恶逆，若谋而未杀，止当不睦。既用举轻明重，宜从谋而未杀法，依敕当决重杖死，恐不可恶逆斩刑。"下审刑院、刑参详，如清议。

邵武军奏谳，妇与人，谋杀其夫，已而夫醉归，者自杀之。法寺当妇谋杀为从，而刑郎中杜纮议妇罪应死。又兴元府奏谳，梁怀吉往视妻之病，因寄粟，其辄取之，怀吉殴其死。法寺以盗粟论，而当怀吉杂犯死罪，引赦原。而纮议妻受寄粟，而其辄费用，不捕法。议既上，御史台论纮议不当，诏罚金，仍展年磨勘。而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无所可否，亦罚金。

又诏："诸州鞫讯盗，情理无可悯，刑名无疑虑，而辄奏请，许刑举驳，重行朝典，无得用例破条。"从司光之请也。光又上言："杀人不死，伤人不刑，尧、舜不能以致治。刑奏钞兖、怀、耀三州之民有斗杀者，皆当论死，乃妄作情理可悯奏裁，刑即引旧例贷之。凡律、令、敕、式或不尽载，则有司引例以决。今斗杀当死，自有正条，而刑承例免死决，是斗杀条律无所用也。请自今诸州所奏大辟，情理无可悯，刑名无可疑，令刑还之，使依法断。若实有可悯、疑虑，即令刑其实于奏钞，先拟断，门下省审覆。如或不当，及用例破条，即驳奏取旨勘之。"

又诏审刑院、大理寺议重赃并满轻赃法。审刑院言："所犯各异之赃，不待罪等而累并，则于律义难通，宜如故事。"而大理寺言："律称，以赃致罪，频犯者并累科；若罪犯不等者，即以重赃并满轻赃各倍论；累并不加重者止从重。盖律意以频犯赃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令累科；为非一犯，故令倍论。此从宽之一也。然六赃轻重不等，若犯二赃以上者，不可累轻以从重，故令并重满轻满轻。此从宽之二也。若以重并轻后加重，则止从一重，盖为则改从于轻法，退亦不至于容。而《疏议》假设之法，适皆罪等者，盖一时命文耳。若罪等者尽数累并，不等者止科一赃，则恐知法者足以为，不知者但系临时幸与不幸，非律之本意也。"帝是大理议，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断杖者，其余罪会恩免，官吏失，当劾。中书堂后官刘衮驳议，以谓"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准罪人原法。洪州官吏当原。"又请自令官司人罪，皆用此令。而审刑院、大理寺以谓："失人罪，乃官司误致罪于人，难用此令。其失者，宜如衮议。"

八年，尚书省言："诸获盗，有已经杀人，及元犯、盗贷命断之人，再犯捕获，有司例用知人告、或问自首减免法。且律文自首减等断遣者，为其情非蠹，有改过自新之心。至于、盗，与余犯不同，难以例减。请盗已杀人，并或元犯盗贷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告、问举而自首，及因人首告应减者，并不在减等例。"初，王安石与司光争议问自首法，卒从安石议。至是，光为相，复申前议改焉。乃诏："盗问举自首者，不用减等。"既而给事中范纯仁言："熙宁问举条并得原减，以容太多，元丰八年，别立条制。窃详已杀人、，于法自不当首，不应更用问减等。至于贷命及持杖盗，亦不减等，为太重。《嘉祐编敕》："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赃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问举首减之科。若已经诘问，隐拒本罪，不在首减之例。"此敕当理，当时用之，天下号为刑平。请于法不首者，自不得原减，其余取《嘉祐编敕》定断，则用法当情，上以广好生之德，下则无一夫不获之冤。"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