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就会出现。”

皇帝诏付尚书省，略加施行。

不久，升为尚书左司员外郎，兼起居注，没多少时候，又转任右司谏。当时丞相高琪立法，官员有犯罪的都立刻判决。许古和左司谏抹睰胡鲁剌上奏说“：礼仪廉耻用来管束君子的，刑罚威狱用以惩罚小人的，这是万世不变之论。近来朝廷急于求得治理，有关方面奏请权且立法：职官有犯法应当听赎的也大多立决。爵禄是用以驾驭贵者的，贵而不免受辱，那么卑贱者又能怎么样呢？京城是车驾所在地，不同于在出征的军队里，而凡是细小的过错均以军法加罪，不是太过分了吗？陛下仁慈，这样做决非出于本心，只是有关方面不考虑宽和仁静可以安宁，而专事督责的缘故。况且百官都是朝廷选拔起来，多因有文行、武功、资历而给予任用的，却和凡人等同，那么享受爵位俸禄也不足为荣了。况且还有更大可忧虑的事，那些在上位的人将会说，官员犯法尚且免不了受罚，民众又有何可说？那么苛暴的政令就会越来越大行其道。在下位的人也将会说，那些人也这样受责，我又有什么觉得耻辱的，这样违法之心就会更加放肆。其弊端何须多说？恳请朝廷依照元年赦恩的‘刑不上大夫’的条文，除去所有这方面法令，有幸之极。”皇帝开始想要实行，但术虎高琪坚持不能改，于是没有实行。

四年，以右司谏兼任侍御史。当时，敌兵大军已越过潼关向东，皇帝诏令尚书省聚集百官商议，许古上书奏道：“敌兵越过潼关而朝廷刚刚知道，这是众将欺瞒朝廷之罪。虽然如此，敌军停留在阌乡境内几天不动，是担心我河南的军队拦截于前，陕西的部众谋攻其后，或者先派人侦察窥测适合进军的道路，或则认为入侵到别国境内不合地利而自觉危险，所以观望不敢速进。这时正应选择和募集精锐士卒奋力进击，并且放开敌军归路，敌人既然疑惑不前，遇到袭击必定退走，我军跟从追击，必定打败他们。”皇帝将奏书交给尚书省看，高琪反对他的意见，因而不能实行。当月，设立了招贤所，命令许古等负责这件事。

兴定元年(1217)七月，皇帝听说宋军接连攻陷赣榆、涟水各县，并且缴获伪檄文，言辞中多有诋毁指责之语，因而对宰臣们说：“宋人想制造祸端为时已久，我所以姑且容忍，是因为大家担心一开战事就会有劳我方民众。如今屡次入侵，将怎样处理，卿等和百官们共同商议。”于是召集百官在都堂商议。许古说“：宋人懦弱，一向十分害怕我国，况且知道北兵正值强盛，准备依仗我方作为屏障，虽然有时挑衅，估计必定不敢深入，所写的辱骂之辞，不过是市井中小人的作为，何足计较？只应命令有关方面移送文书，告谕宋人本朝屡有大的举动，以及圣主兼爱生灵的本意。宋人若理解此意，重修旧好，则求之不得。对方如果作恶不改，发兵攻讨，想也未晚。”当时参预商议的十多人，虽然意见小有差异而大体一致，接着丞相高琪等上奏说：“百官商议时，都请设置军队以逸待劳，这是上策。”皇帝也赞同。

当时朝廷因为各路主管军官经常发生不和而不听指挥，他们还更加紧相互诉讼。许古上奏说“：臣认为善者应当奖励，恶者应受惩罚，这是国家的大法。如果善恶都不清，那么上下就相互蒙蔽，奖惩都难以施行了。”皇帝表示赞赏和采纳。

许古因朝廷准备发兵讨伐宋朝，上疏进谏说：“原在大定初年，宋人入侵宿州，后来屡遭失败，世宗预料他们不敢立即求和，便令元帅府派人前去议和，从那时太平了近三十年。泰和年间，韩。。胄乱开边境之祸端，章宗派驸马仆散揆讨伐。仆散揆担心开战以后费用很多不能支持很久，暗地派韩。。胄的族人带着他祖父韩琦的画像以及家谱，伪装投降，见到了丘崇，因而得以继续和好，全军回师。以世宗、章宗时的兴盛，府库充实，天下富裕，尚且首先委屈求全以取得成功，告于祖庙，记入史册，成为万世的美谈，如今能不这样做吗？今日大兵稍微止息，如果再南边无事，那么太平之日不远了。有人认为使用军威可以使宋人屈服，这是假话，不能实用。就算一时得到小胜，也不足以多加庆贺。他方见我来势盛大，必定坚守不出，我军匆忙而无所得，必须回军来取粮，对方乘机来袭击，将使我方要战不得，要退不能，那时休兵的日期就难以等到了。况且对方有江南积蓄的余财，我方只有河南一路征敛的残弊之力，实在令人寒心。愿陛下暂且隐忍包容，速速行此良策。如果通和，那么北方敌兵得知也将收敛不来，因为我方将没有掣肘的缘故。河南得到休息，然后经营北方，那么陛下享有中兴之福，而天下人赖以涵养而大加庆贺了。愿陛下放弃眼前之功，考虑后患，是大幸！”皇帝赞同他的话，立即让许古草写和议文书，写成之后出示宰臣，宰臣们认为其中有哀求的语意，是自示衰弱，于是未加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