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说明瑛不贪非分之财。

宪宗九年(1259)，元世祖忽必烈南征至彰德，召瑛问计。瑛说：“汉唐以来，人君能赖以立国的，就是法、兵、食三件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现在宋朝不重视此三事，大概将要灭亡了。能振兴此三事的，大概就是您吧。您若遣荆襄之师，南下以捣其背，帝业便可定了。”世祖听后高兴地说：“想不到儒生中居然有这样见地的人。”后来，瑛又举数事晓以利害，世祖都采纳了，并认为瑛贤能可用，命瑛随行，但瑛因病而未从。

中统初年(1260)，忽必烈下诏书欲起用瑛，瑛以当时王文统当权，辞不应诏。左丞张文谦巡视河北时，上书皇上，建议任命瑛为怀孟、彰德、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瑛又推辞，并致书执政说“：先王之道不明，是由于异端邪说为害。异说虽然泛滥，但天理不绝如线。现在天子贤明，又能听取意见，故贤能之士多来会聚。复兴先王的礼乐教化，正在此时。至于您以官府文书约我相会，想任命我做些寻章摘句的小事，在汉唐时也是人们不屑于做的。现在您因陋就简，只想这些小事，实在可惜。凡是善始的人不一定能善终，今日执政者不能溯流求源，不去力行先王之道，不明德正俗、育材兴化以解除数百千年之祸，恐怕日后之弊将会是说也说不完的。”当时有人鼓励他出来做官，瑛说：“后世离开古代虽远，但先王的政策措施犹可供参。做官的人，首先应该复古。假如因袭旧弊，妄想以此来适应先王之意，岂非难事？我又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怎能做官。”于是，闭门著书，潜心研究道艺，不管处境顺利还是不顺利，也不论得失，其志丝毫也不动摇，终身如此。年七十时，嘱子处立、处愿，死后要在自己墓前立文为“缑山杜处士”的墓碑。天历年间(1328～1329)，赠资德大夫、翰林学士、上护军，追封魏郡公，赐谥文献。

所著书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语孟旁通》八卷、《皇极引用》八卷、《皇极疑事》四卷、《极学》十卷、《律吕律历礼乐杂志》三十卷、文集十卷等。瑛在声律与历法方面，多有先儒所未及者。

张特立字文举，东明人。原名张永，因避金国卫绍王讳，才改此名。金朝泰和年间(1201～1208)进士，任偃师主簿，后改任宣德州司候。此地多国戚，人皆说是难治之州。特立到任后，一一前往拜望。当时有五将军率家奴抢劫民家羊群，特立下令在乡里普遍搜索。及到将军家，他态度温和地诱骗将军：“您家难道还会有盗羊的人吗？我来搜一下，主要免得旁人有议论。”这样当然易于获得将军入宅搜查的允诺，实则早已暗中使人深入到将军后院，搜出羊数十头。有了赃物，特立便态度强硬了，先缚其奴下狱，再捕其已藏匿起来的儿子。只是因为他是皇族，才得以减死论罪。从此，豪贵因惧而遵法，百姓得以安生。

金正大初年，调任洛阳县令。时军事行动多，郡县穷于供给。东帅纥石烈牙兀。。对儒生傲慢，恰巧他又将带兵到陕右，路经洛阳，当他见特立朴质古板，不以礼对待，立即责令在三日内备好干粮，如逾期不交，就要军法从事。县民素知特立贤能，为民做主，担心特立为难，便争纳干粮，以免东帅找到惩治特立的借口，东帅对此大为惊奇。接着特立又升任监察御史，上任第一件事是提出不应把金世宗的后人幽禁起来。他揭发尚书右丞颜盏石鲁与小民争田，参知政事徒单兀典对帝王亲信勾结拉拢，都不是好官，都应罢黜。这些话都是当权者所不愿听的。恰好这时平章政事白撒来陕西犒赏军队时，特立又检举他的部属不法。白撒不服，便向哀宗申诉，说特立的这些话不实际。大概哀宗也不满特立的直言不讳，便借白撒的上诉撤了特立的职，虽然没有重罚他，但还是让他回家退休。

特立精通程颢、程颐的著作。晚年教书，很受东平严实的尊重。元定宗元年(1246)，忽必烈在登位的住所接受王印时，便首次带信给特立说：“前监察御史张特立，修身养性于田园，即使改朝换代，也不改变自己主张。今年快七十了，研究圣经，宜赐一相应的好名字，以便发扬光大其德行，因此，特赐号为‘中庸先生’。”又对特立说：“先生年老眼睛不好，不能来京，故令赵保臣转达我的意见，您的读书之堂，可取名‘丽泽’。”宪宗二年(1252)，朝廷又降诏给特立说：“先生白首穷经，诲人不倦。守中庸之道，为学者宗师，过去已赐嘉名，今再表示朝廷嘉奖之意。”宪宗三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特立著书，有《易集说》、《历年系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