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人心皆恶，天意亦憎，惟须上承天意，下顺人心，早正深之罪，续下明诏，示彼一方以圣朝数十年抚养之恩，仍谕今再无远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续归顺之日，使其官民上下，皆知未须远劳王师，与区区小丑争一旦之胜负也。昔大舜退师而苗氏格，充国缓战而羌众安，事载经传，为万世法。

为今之计，宜且驻兵近境，使其水路远近得通，或用盐引茶引，或用实钞，多增米价，和市军粮。但法令严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军自足食，民亦不扰，内安根本，外固边陲。以我之镇静，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畜威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渐次服之。此王者之师，万全之利也。若谓业已如此，欲罢不能，亦当虑其关系之大，审详成败，算定而行。彼溪洞诸蛮，各有种类，今之相聚者，皆乌合之徒，必无久能同心敌我之理。但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疑，以计使之互相雠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动之时，徐命诸军数道俱进。服从者恩之以仁，拒敌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济，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辙，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也。

不报，遂谢病去。七年，召拜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八月，地震，河东尤甚，诏问弭灾之道。天祥上章，极言阴阳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执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以闻。

天祥自被召还京，至是且一岁，未尝得见言事，输忠无地，常郁郁不自释，又不欲苟糜禀禄，八年正月，移疾谢去。至通州，中书遣使追留，不还。帝闻之，赐钞五千贯，仍命给传，专官护送至其家。天祥望阙拜谢，辞所赐钞而行。九年五月，拜中书右丞，议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使者五致诏，以年老不能辞。十一年，仁宗在怀州，遣使赐币帛、上尊酒。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复遣使召之，辞以老疾不起。延祐三年四月，卒于家，年八十。累赠推忠正义全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赵国公，谥文忠。

刘宣

刘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因出戍，留居忻，金末避地于陕，后徙太原。宣沉毅清介，居家孝友，自幼喜读书，有经世之志。宣抚张德辉至河东，见而器重之，还朝，荐为中书省掾。宣暇则往从国子祭酒许衡讲明理学。初命为河北河南道巡行劝农副使。至元十二年，入为中书户部郎中，改行省郎中。从丞相伯颜、平章阿术统军平江南，赞画居多。伯颜尝命宣诣阙上捷书，世祖召见，亲问以南征事，应对称旨，赐器服宠嘉之。江南平，命宣沙汰江淮冗官，其所存革，悉合公论。除知松江府，未几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在官五年，威惠并著。升江淮行省参议，擢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

二十三年，入为礼部尚书，遂迁吏部。时将伐交趾，宣上言曰：“连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扰攘，今春停罢，江浙军民欢声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岁贡未尝愆期，边帅生事兴兵，彼因避窜海岛，使大举无功，将士伤残。今又下令再征，闻者莫不恐惧。自古兴兵，必须天时，中原平土，犹避盛夏，交广炎瘴之地，毒气害人，甚于兵刃。今以七月，会诸道兵于静江，比至安南，病死必众，缓急遇敌，何以应之？又交趾无粮，水路难通，无车马牛畜驮载，不免陆运。一夫担米五斗，往还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万石，用四十万人，止可供一二月。军粮搬载，船料军须，通用五六十万众。广西、湖南调度频数，民多离散，户令供役，亦不能办。况湖广密迩，溪洞寇盗常多，万一奸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虚生变，虽有留后，人马疲弱衰老，卒难应变。何不与彼中军官深知事体者，论量万全方略，不然，将复蹈前辙矣。”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略曰：“近议复置征东行省，再兴日本之师，此役不息，安危系焉。唆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数年间，湖广、江西供给船只、军须粮运，官民大扰，广东群盗并起，军兵远涉江海瘴毒之地，死伤过半，即日连兵未解。且交趾与我接境，蕞尔小邦，遣亲王提兵深入，未见报功，唆都为贼所杀，自遗羞辱。况日本海洋万里，疆土阔远，非二国可比。今次出师，动众履险，纵不遇风，可到彼岸，倭国地广，徒众猥多，彼兵四集，我师无援，万一不利，欲发救兵，其能飞渡耶？隋伐高丽，三次大举，数见败北，丧师百万。唐太宗以英武自负，亲征高丽，虽取数城而还，徒增追悔。且高丽平壤诸城，皆居陆地，去中原不远，以二国之众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与中国相悬万里哉！”帝嘉纳其言。

二十三年十二月，中书传旨，议更钞用钱，宣献议曰：“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粜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见良策。新钞必欲创造，用权旧钞，只是改换名目，无金银作本称提，军国支用，不复抑损，三数年后亦如元宝矣。宋、金之弊，足为殷鉴。铸造铜钱，又当详究。秦、汉、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缕陈。国朝废钱已久，一旦行之，功费不赀，非为远计。大抵利民权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济丘壑之用，非惟铸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属桑哥谋立尚书省，以专国柄，钱议遂罢。

二十五年，由集贤学士除行台御史中丞。时江浙行省丞相忙古台悍戾纵恣，常虑台臣纠言其罪，而尤忌宣。一日，御史大夫与中丞出建康城，点视军船，群御史从。有以军船载苇者，御史张谅诘之，知为行省官所使，诣扬州覆实。忙古台盛怒，即图报复。时大夫之父，官于属郡，随被按劾。遣其党造建康，伺台中违失，台官皆竦惧，阴往恳求自解，惟宣屹然不动。忙古台怨宣愈甚，罗织宣之子，系扬州狱。又令建康酒务、淘金等官及录事司官以罪免者，诬告行台沮坏钱粮，以闻于朝，必欲置宣死地。朝廷为遣官二员，置狱于行省，鞫问其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军船列兵卫驱迫之，至则分异各处，不使往来。九月朔，宣自刭于舟中。

始宣将行时，书后事缄付从子自诚，令勿启视。宣死，视其书，辞云：“触怒大臣，诬构成罪，岂能与经断小人交口辩讼，屈膝为容于怨家之前。身为台臣，义不受辱，当自引决，但不获以身殉国为恨耳。呜呼！天乎！实鉴此心。”且别有公文言忙古台罪状，后得其稿，涂注勾抹，辞句难辨。前治书侍御史霍肃为叙次其文，读者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