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明其然也？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常，不少顾惜，此岂陛下所乐为哉？诚人之惧而不敢犯也。窃见数年以来，诛杀亦可谓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也。有人于此，廉如夷、齐，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将录长弃短而用之乎？将舍其所长、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长而舍其短，则中庸之材争自奋于廉智。倘苛其短而弃其长，则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贷之，吾属何所容其乎！致使朝不谋夕，弃其廉耻，或事掊克

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孙。向使文帝早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为辅相，其余世为藩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

李仕鲁，字宗孔，濮人。少颖笃学，足不窥外者三年。闻鄱朱公迁得宋朱熹之传，往从之游，尽受其学。太祖故知仕鲁名，洪武中，诏求能为朱氏学者，有司举仕鲁。见，太祖喜曰：“吾求久，何相见晚也！”除黄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试，行召矣。”期年，治行闻。十四年，命为大理寺卿。

臣又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结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国祚长短，悉由于此。古者之断死刑也，天撤乐减膳，诚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牲，固其并生，非其即死。不幸有不率教者于其中，则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议者曰：宋、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亡灭。主上痛惩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也。臣又以为不然。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使孙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杖、徒、、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求治狱之平，岂易得哉！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诸则，减宥有差矣。然未闻有戒敕治狱者务从平恕之条。是以法司犹循故例。虽闻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所谓实者，诚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浅浅期也。

十年，与同官曾秉正先后同为参政，而太素往浙江。寻以侍亲赐还里。十六年召为刑试郎中。居一月，迁都察院佥都御史。复降翰林院检讨。十八年九月擢尚书。

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诵而听之。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次夕，复于中令人诵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因令中书定奏对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颁示中外。

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荐授海州学正。九年，以天变诏群臣言事。秉正上疏数千言，大略曰：“古之圣君不以天无灾异为喜，惟以祗惧天谴为心。陛下圣文神武，统一天下，天之付与，可谓盛矣。兵动二十余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于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创业与守成之政，大抵不同。开创之初，则行富国兵之术，用趋事赴功之人。大统既立，势已固。则普天之下，土所生，人力所成，皆家仓库之积；哺之童，垂白之叟，皆家休养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业于永久为难耳。于此之时，当尽革向之所为，何者足应天心，何者足民望，应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则变不虚生。极论《大易》、《秋》之旨。帝嘉之，召为思文监丞。未几，改刑主事。十年擢陕西参政。会初置通政司，即以秉正为使。在位数言事，帝颇优容之。寻竟以忤旨罢。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帝闻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

叶伯，字居升，宁海人。通经术。以国生授平遥训导。洪武九年星变，诏求直言。伯上书，略曰：

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礻阑袈裟衣，召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惟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汶辉疏言：“古帝王以来，未闻缙绅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者也。今勋旧耆德咸思辞禄去位，而缁憸夫乃益以谗间。如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兴之被谤，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伏望陛下于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彦，则太平可立致矣。”帝不听。诸僧怙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皆其品秩。教亦然。度僧尼士至逾数万。仕鲁疏言：“陛下方创业，凡意指所向，即示孙万世法程，奈何舍圣学而崇异端乎！”章数十上，亦不听。

仕鲁与汶辉死数岁，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法，有诏清理释二教云。

太素抗直不屈，屡濒于罪，帝时宥之。一日，宴便殿，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叩首，即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帝为恻然。未几，谪御史，复坐排陷詹徽，与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后竟坐法死。

仕鲁刚介，由儒术起，方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之不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

陈汶辉，字耿光，诏安人。以荐授礼科给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数言得失，皆切直。最后忤旨，惧罪，投金桥下死。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弱枝，遏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室亚于天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骨，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

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