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害，到魏忠贤时达到极点。

然丽厂卫没有不互相勾结的，案情的轻重，厂能从官内得到消息。

而外廷有抵触不合的案子，锦衣卫就由东西两司房搜访缉拿，北司严刑拷问，罪状罗织周密，然后纔送交法司。

即使是东厂抓捕的人，也必须移交给镇抚司再审讯，然后刑部纔拟定判决。

因而厂的势力强大，锦衣卫就依附于厂；厂的势力稍弱，卫就反过来盛气凌厂。

陆炳缉拿司礼李彬和东厂马广隐秘之事，都问成死罪，因为陆炳深得内阁严嵩的心意。

后来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强盛，内阁势力日渐削弱，阁臣反而比厂的地位低下，而卫使没有不争相趋附厂官，甘心为其奴仆。

锦衣卫人员有功升迁授勋卫、任子、科目、功升，共四种。

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于充任锦衣卫。

万历初年，刘守有以名臣子弟的身份主持锦衣卫，此后文官子弟都乐于在卫裹任职。

士大夫与他们交往，案子紧急时，多依靠他们的力量。

刘守有的儿子刘承禧和昊孟明就是其中最有名的。

庄烈帝对群下多疑，王德化掌管束厂以惨毒峻刻辅佐他。

昊孟明掌管卫印，不时有所宽纵，但是观望东厂的脸色，不敢违抗。

而镇抚梁清宏和乔可用朋比为奸。

凡是缙绅之家，总有几个人来往，会留下把柄。

所以通常很晚纔起床，早早就关大门，不敢两人在一起对谈。

旗军校官临门如同遭大盗抢劫，官员就是窝藏赃物的囊橐，钱财均分。

京城中有奸细潜入，那些做工的人和贩卖的人私下被流寇派遣，没有一个举发，而高门富豪局促不安，没有宁日。

那些狡黠的歹徒恣意请托人办事，稍有连逆，就捏造事实诬陷，罗织罪名，摘取片言只字，就可以株连达十几个人。

姜垛、熊开元下狱后，皇帝谕令掌卫骆养性悄悄杀了他们。

骆养性将皇帝的指令泄露了出来，并说：“这两个臣子应当处死的话，应交付给有关部门，写出他们的罪行，使天下人明白。

假若秘密派臣去杀了他们，天下人和后世会说陛下是什么样的人主？”适逢大臣们也多替姜垛等人说好话，于是二人得以长囚狱中。

这是骆养性值得称道的地方，可是在其它事情上，骆养性也多有肆虐。

锦衣卫旧例有论功行赏，只有缉拿圆谋反叛的人有赏。

后来假冒滥赏无度，所报的功一百个没有一个是真的。

官吏百姓困苦重重，而厂卫上奏请求要什么就给什么。

隆庆初年，给事中欧阳一敬极力陈述这种做法的弊病，说：“侦缉事件的官校，其势力容易办，而又各按类计算其拿获立功的次数，作为升等授勋的根据。

那磨凭着可以达到的权势，邀必然获得的功勋，屈人利己，什么不能做出来？有的在强盗自首免罪之后，故意命令强盗多多牵连平民来充数；有的囊括人家家产说是强盗的赃物，裹挟市井豪强作为人证；有的暗地里伪造图书，携带在身上假造妖书批语，用妖言假印的律条诬陷别人；有的根据姓名相似，不清不楚地就把人抓起来；父亲诉说儿子孝顺，反而判其儿子忤逆之罪。

所以谁家被缉访，俗言叫刬，毒害之烈由此可知。

请求从今以后定下制度，机密和重要的事情，关系到宪令大典，厂卫依惯例上奏请求。

那些案情不明，尚未审议的，一定要等法司详拟出判状以后，方给记功。

仍救命兵部和刑部查问明白，再请求皇上下旨予以升赏。

缉拿了人来而未能立案的，不准假冒破案以求升赏。

至于其它诉讼案件，一概不得插手，以免侵犯司法部门的事务。

若案子不能成立，而锦衣卫官校和镇抚司将人拷打成重伤，乃至死亡，允许司法机关查治。

法司若纵容隐瞒附和，则听凭科道官参与查验。

像这样则功劳一定会核实，缉访的材料一定会合乎事实，而冤枉无辜和滥施刑法就可以杜绝了。”当时皇帝不能采用他的建议。

宦官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始于正统六年，皇帝命令何文渊、王文审理行在所的疑案，叫他们与宦官兴安一同进行。

周忱、郭瑾到南京去审案，皇帝敕命也这样做。

当时虽然还没有定出五年一次大审的制度，而南北两京的宦官得以参与三法司的审判案件。

景泰六年，皇帝命令太监王诚会同三法司复审北京的罪案，未审南京罪案的原因，是发生了天灾而创例。

成化八年，皇帝命令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到两京参加会审，而各省派遣恤刑使的任务，也在这年定下来。

十七年辛卯，命令太监怀恩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

此后审录一定耍在丙年和辛年进行。

弘治九年，不派宦官参与审案。

十三年，因为给事中丘俊进言，又命令太监参加会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