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应援，永宁等游兵卫宣府，备调遣。直隶八府召募勇敢团练，赴边关远近警急。榆林、山、陕游兵，于本策应”报可，亦未能行也。

嘉靖四十三年，巡抚延绥胡志夔请免戍军三年，每军征银五两四钱，为募兵用。至万历初，大同督、抚方逢时等请修筑费。诏以河南应戍班军，自四年至六年概免，尽扣班价发给，谓之折班，班军遂耗。久之，所征亦不得。宁山、南、颍上三卫积逋延绥镇折班银至五万余两。是后诸边财力俱尽，敝极矣。

沿海之地，自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隶，又千八百里抵山东，又千二百里逾宝坻、卢龙抵辽东，又千三百余里抵鸭绿江。岛寇倭夷，在在没，故海防亦重。

初，边政严明，官军皆有定职。总兵官总镇军为正兵，副总兵分领三千为奇兵，游击分领三千往来防御为游兵，参将分守各路东西策应为援兵。营堡墩台分极冲、次冲，为设军多寡。平时走阵、哨探、守瞭、焚荒诸事，无敢惰。稍违制，辄军法。而其后皆废坏云。

蓟之称镇，自二十七年始。时镇兵未练，因诏各边卫兵往戍。既而兵言：“大同之三边，陕西之固原，宣府之长安岭，延绥之夹墙，皆据重险，惟蓟独无。渤海所南，山陵东，有苏家，至寨篱村七十里，地形平漫，宜筑墙建台，设兵守，与京军相夹制。”报可。时兵力孱弱，有警征召四集，而议者惟以据险为事，无敢言战者。其后蓟镇卫兵，俱听宣、大督、抚调遣，防御益疏。朵颜遂乘虚岁。三十七年，诸镇建议，各练本镇戍卒，可省征发费十之六。然戍卒选懦不任战，岁练亦费万余，而临事征发如故。隆庆间，总兵官戚继光总理蓟、辽，任练兵事，因请调浙兵三千人以倡勇敢。及至，待命于郊，自朝至日中，天雨，军士跬步不移，边将大骇。自是蓟兵以整称。

吴元年，用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嘉兴、海盐、海宁皆设兵戍守。洪武四年十二月，命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凡十一万余人，隶各卫为军。且禁沿海民私海。时国珍及张士诚余众多窜岛屿间，勾倭为寇。五年，命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明年，从德庆侯廖永忠言，命广洋、江、横海、军四卫增置多橹快船，无事则巡徼，遇寇以大船薄战，快船逐之。诏祯充总兵官，领四卫兵，京卫及沿海诸卫军悉听节制。每以舟师海，分路防倭，迄秋乃还。十七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沿海诸城。后三年，命江夏侯周德兴福建福、兴、漳、泉四府三丁之一，为沿海戍兵，得万五千人。移置卫所于要害，筑城十六。复置定海、盘石、金乡、海门四卫于浙，金山卫于松江之小官

二十二年，诏宣府兵乘。旧制，总兵夏秋间分驻边堡，谓之暗伏。至是，有司建议，秋悉令赴边，分地拒守，至九月中罢归，犒以帑金。久之，以劳费罢。二十四年，巡山西御史陈豪言：“敌三犯山西，伤残百万，费饷银六十亿，曾无尺寸功。请定计决战，尽复地。”明年，敌犯延安，总督三边侍郎曾铣力主复，条上十八事。帝嘉奖之。大学士严嵩窥帝意惮兵，且杀旧阁臣夏言，因劾铣，并言诛死，自是无敢言边事者。

先是翁万达之总督宣、大也，筹边事甚悉。其言曰：“山西保德州河岸，东尽老营堡，凡二百五十四里。西路丫角山迤北而来，历中北路，抵东路之东河镇台，凡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西路，西河迤东，历中北路，抵东路之永宁四海冶，凡一千二十三里。皆临寇，险在外者，所谓极边也。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雁门、北楼至平刑关尽境，约八百里。又转南而东，为保定界，历龙泉、倒、紫荆、吴王、箭岭、浮图峪至沿河，约一千七十余里。又东北为顺天界，历崖、白羊，抵居庸关，约一百八十余里。皆峻岭层冈，险在内者，所谓次边也。敌犯山西必自大同，紫荆必自宣府，未有不经外边能内边者。”乃请修筑宣、大边墙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后以通市故，不复防，遂半为敌毁。至是，兵请敕边将修补。科臣又言，垣上宜筑台，建庐以栖火。从之。时俺答益，朵颜三卫为之向，辽、蓟、宣、大连岁被兵。三十四年，总督军务兵尚书杨博，既解大同右卫围，因筑心诸堡，修烽堠二千八百有奇。宣、大间稍宁息，而蓟镇之患不已。

十八年，移三边制府镇池。是时，俺答诸横，屡大同、太原之境，晋南北，烟火萧然。巡抚都御史陈讲请“以兵六千戍老营堡东界之长峪，以山西兵守大同。三关形势，宁武为中路，莫要于神池，偏为西路，莫要于老营堡，皆宜改设参将。雁门为东路，莫要于北楼诸，宜增设把总、指挥。而移神池守备于利民堡，老营堡游击于八角所，各增军设备”帝悉许之。规画虽密，然兵将率怯弱，其健者仅能自守而已。

初，太祖沿边设卫，惟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遇有警，调他卫军往戍，谓之客兵。永乐间，始命内地军番戍，谓之边班。其后占役逃亡之数多，乃有召募，有改拨，有修守民兵、土兵，而边防日益坏。洪武时，宣府屯守官军殆十万。正统、景泰间，已不及额。弘治、正德以后，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与士兵居其半。他镇率视此。

俺答已通贡，封顺义王，其孙袭封者累世。迨万历之季，西遂不竞，而土蛮落虎炖兔、炒、宰赛、爰兔辈，东西煽动，将士疲于奔命，未尝得安枕也。

二十九年，俺答攻古北，从间黄榆沟，直薄东直门，诸将不敢战。敌退，大将军仇鸾力主贡市之议。明年，开市于大同，然寇掠如故。又明年，市罢。

正统初，山西、河南班军守偏、大同、宣府，不得代。巡抚于谦言：“每岁九月至二月，冷草枯，敌骑没，乘障卒宜多。若三月至八月，边守自足。乞将两班军，每岁一班，如期放遣。”甘肃总兵官蒋贵又言：“沿边墩台，守了军更番有例，惟坐事谪发者不许，困苦甚。乞如例践更。”并从之。五年，山西总兵官李谦请偏关守备军如大同例，半岁更番。议，每番皆十月，而戍卒仍率以岁为期，有久而后遣者。弘治中，三边总制秦纮言：“备御延绥官军，自十二月赴边，既周一岁，至次年二月始得代。在军日多，请岁一更，上下俱在三月初。”边军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