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军机值庐的所在地隆宗门五间房。

“诚然此次辽东大捷给了倭寇以极大的重创，可我军的损失也极大，只能说是一场惨胜。先不说魏光焘、李光久和依克唐阿所在此次战役中的惨重损失，就是我们倚为长城的冯华所，三战之后伤亡率也达两成多。虽然朝廷在辽东的兵力仍占上风，可除了冯华的远征军，其他各的战斗力又能有多，这可不是仅凭几场胜仗就能改变的。况且辽东并不是日军的攻重，他们的主力完全集中在了山东。我军在山东战败后，直隶平原已无险可守，京畿也暴在日寇的刀锋之下。如果战事再起，谁能保证我国不会遭受更大的损失？谁能保证如此有利的和谈局面能够再次现？”针对刚才翁同龢、李鸿藻的主战言论，徐用仪再次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其实，早在1895年2月13日，原先的和谈代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逐回国后，清政府就重新下达了以李鸿章为等全权议和大臣的任命，并同时下令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分，赏还了翎和黄褂。

奕訢说：“和就是向倭人妥协，大清的朝鲜宗主国地位将永远消失。当然，如果失去这些就能永保江山永固不受侵略也还值得，可是倭人早有窥视我国领土的野心，琉球、澎湖之争就可见一斑。如今，倭人只是以朝鲜之为借挑起战火罢了。今天不打，他们早晚也会以朝鲜为板侵我疆土，那时人家骑到我们脖上拉屎，我们打不打？”

激烈的争论已经是第三天了，对于“是战是和”几位军机大臣还是没有辩个所以然来。

光绪问：“朕想知恭王爷有何见解。”

由此可见，奕訢对日本的侵华野心若观火，是支持皇

由迁升冯华引起的一场风波，终于就这样暂时风平狼静了，可对于中日战争“是战还是和”的问题却在军机中引起了一场更大的争论。而已经偏离原有轨的历史车，由于鞍山、庄、营和田庄台得以保全、长顺调任盛京将军（历史上，本来是由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调任盛京将军）和吴大澂等人没被革职反而得到封赏，而朝着偏离的方向继续地向前动着。

这一段儿时间，主战派与主和派本来就围绕着割地和赔款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现在由于“辽东大捷”的现更是让两派之间的争论白化了。

听了徐用仪的话，翁同龢心中也明白他说的不无理：自中日开战以来自己一力主战，可对日作战的连续失败，也让他对继续再打下去心里没底。如果不是这场迟来的胜利、不是刘坤一向他宣扬的“持久战”理论打动了自己，他本来也是主张“和战并行”通过在战场上给日军的压力，为议和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可是现在，自己从刘坤一那儿听来的一些关于“麻雀战、袭扰战、举国动员将日本拖战争泥潭…”的理论，明显无法让大多数人认同。虽然外面的舆论、相当多的官员和绝大分的百姓都支持继续将战争打下去，可军机里除了自己和李鸿藻、文廷式及尚未表态的恭亲王奕訢外，其余的人都决予以反对。这个恭亲王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自己和李鸿藻当初之所以保荐他复，就是希望能增主战派的势力，可他却每每在关键时刻让人失望，这一次希望他能同意自己的意见。想到这里，翁同龢不由得抬起看向恭亲王奕訢。

这恭王爷是三朝的辅政王，颇为慈禧太后猜忌，宦途蹉跎三起三落。朝鲜时局张时方被皇上重新启用，主军机。

光绪亲政后，由于慈禧不愿意放权，以皇上亲政伊始，诸事生疏为理由，规定凡是经过皇上朱批的奏章和军机草拟的谕旨，事后都要送到储秀，由太后复阅以资慎重。因此虽然军机已经定下了封赏刘坤一、长顺和冯华等人的谕旨，这奏章还是照例被送到了储秀。不过因为皇上事先已经请示过她，慈禧只批了个“知了”就算是恩准了。

光绪听得频频：“皇六叔说的对，既然与倭人这一仗早晚都要打，那就晚打不如早打！”

一段儿又差错的与冯华搅在了一起，但到底是蒙古镶黄旗人，而且他对大清绝对忠心可靠，由他在锦州就近监视冯华更为方便。光绪皇帝倒也觉得连顺改任锦州的话有理，这连顺既官复原职，金州还被倭寇占据着，何必再给个虚无缥缈的空职位呢？也就同意了。

义勇军在“辽河平原战役”中的三战三捷，不但遏制住了中日开战以来清军连战连败的颓势，使低迷的大清国势为之一振，而且亦为义勇军今后的一步发展壮大赢得了有利的条件。上至帝王贵胄、封建士大夫，下至工商学、贩夫走卒，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冯华和他的义勇军所取得的战绩称颂，一时间朝野之间主战的言论又空前涨起来。

对日宣战之前，光绪曾经征求过奕訢对战与和的看法，当时君臣有这样一段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