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钦悦书曰：“升之白。顷退居商洛，久阙披陈。山林独往，亲两绝。意有所问，别日垂访。升之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初住南王帐下，于钟山悬岸圯圹之中得古铭，不言姓氏。小篆文云：‘言土，蓍言。甸服黄钟启灵趾。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浃辰，二九重三四百圯。”文虽剥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后，才堕而获。即梁武大同四年。数日，遇盂兰大会，从驾同泰寺，录示史官姚訾并诸学官。详议数月。无能知者。筐笥之内，遗文尚在。足下学乃天生而知，计舍运筹而会，前贤所不及，近古所未闻。愿采其旨要，会其归趣，著之遗简，以成先祖之志，所望焉。乐安任升之白。”数日，钦悦即复书曰：“使至，忽辱简翰，用浣襟怀，不遗旧情。俯见推访，又示以大同古铭，前贤未达，仆非远识，安敢轻言，良增怀愧也。属在途路，无所披求。据鞍运思，颇有所得。发圹者未知谁氏之，卜宅者实为绝代之贤。藏往知来，有若指掌。契终论始，不差锱铢。隗炤之预识龚使，无以过也。不说葬者之岁月，先识圮时之日辰，以圯之日，却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为当世达识，复与诸儒详之，沉月余，竟不知其指趣，岂止于是哉。原卜者之意，隐其事，微甚言，当待仆为龚使耳。不然，何忽见顾访也。谨稽诸历术，测以微词，试一探言，庶会微旨。当梁武帝大同四年，岁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黄钟’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从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岁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钟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堕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浃辰’十二也，从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总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故云六千三百浃辰也。二九为十八，重三为六，末言四百，则六为千，十八为万可知。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说年月日数耳。据年则五百一十一，会于‘甸服黄钟’；言月则六千三百一十二，会于‘六千三百浃辰’；论日则一十八万六千四百，会于‘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至于‘七中巳’；据历计之，无所差也。所言年则月日，但差一数，则不相照会矣。原卜者之意，当待仆言之。吾之问，契使然也。从吏已久，艺业荒芜。古人之意，复难远测。足下更询能者。时报焉。使还不代。郑钦悦白。”记，贞元中，李吉甫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时宗人巽为郎中。于南暇日，语及近代儒术之士，谓吉甫曰：“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于术数研，思通玄奥，盖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夭阏当世，名不甚闻，知之乎？”吉甫对曰：“兄何以诸？”巽曰：“天宝中，商洛隐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大同四年，于钟山下获古铭，其文隐秘。博求时儒，莫晓其旨。因缄其铭，诫诸曰：‘我代代孙，以此铭访于通人，倘有知者，吾无所恨。’至升之，颇耽博雅，闻钦悦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钦悦曰：‘当录以示我，我试思之。’升之书遗其铭，会钦悦适奉朝使，方授驾于长乐驿，得铭而释之。行及滋，凡三十里，则释然悟矣。故其书曰，‘据鞍运思，颇有所得。’不亦异乎！”辛未岁，吉甫转驾员外郎，钦悦克钧，自京兆府司录授司门员外郎，吉甫数以巽之说质焉，虽且符其言，然克钧自云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赜而不获见，吉甫甚惜之。壬申岁，吉甫贬明州长史。海岛之中，有隐者姓张氏，名玄，以明《易经》，为州将所重。召置阁下，因讲《周易》卜筮之事，即以钦悦之书示吉甫。吉甫喜得其书。扌卡，逾获宝。即编次之，仍为著论曰：“夹一丘之土，无情也。遇雨而圯，偶然也。穷象数者，已悬定于十八万六千四百日之前。矧于理之运，穷达之命。圣贤不逢，君臣偶合。则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无凤而旅人。傅说梦达于岩野，房神授于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经营如彼。孟去齐而接淅，贾造湘而投吊，又眷恋如此，岂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