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从攻大凌河及招抚察哈尔，皆有功，授世职备御。五年七月，初置六部，命儒臣赐号“榜式”得仍旧称，馀称“笔帖式”

完我遇事敢言，尝议定官制，辨服色。十二月，上疏言：“自古设官定职，非帝王好为铺张。虑国事无纲纪也，置六部；虑六部有偏私也，置六科；虑君心宜启沃也，置馆臣；虑下情或壅蔽也，置通政。数事相因，缺一不可。上不立言官，不过谓我国人人得以进言，何必言官。臣请明辨之，我国六部既立，曾见有一人抗颜论劾者否？似此寂寂，岂国中真无事耶？举国然诺浮沉，以狡滑为圆活，以容隐为公道，以优柔退缩为雅重，上皇皇图治，亦何乐有此景象也？况今日秉政者，岂尽循理方正？属僚既不敢非长官，局外又谁敢议权贵？臣知国中事，上亦时得闻知，然不过犹古之告密，孰若置言官，兴利除害，皆公言之之为愈耶？言官既设，君身尚许指摘，他人更何忌讳？苟不至贪污欺诳，任其尽言，勿为禁制，此古帝王明目达聪之妙术也。若谓南朝言官败坏，此自其君鉴别不明，非其初定制之不善也。我国‘笔帖式’，汉言‘书房’，朝廷安所用书房？官生杂处，名器弗定。不置通政，则下情上壅，励精图治之谓何也？至若服制，尤陶镕满、汉第一急事。上遇汉官，温慰恳至，而国人反陵轹之。汉官不通满语，每以此被辱，有至伤心堕泪者，将何以招徠远人，使成一体？故臣谓分别服色，所系至大，原上勿再忽之也。臣等非才，惟耿介忠悃，至死不变。昨年副将高鸿中出领甲喇额真，臣具疏请留；今游击范文程又补刑曹，谅臣亦不得久居文馆。若臣等二三人皆去，岂复得慷慨为上尽言乎？”疏入，上颇韪之，命俟次第举行。

六年正月，完我疏言：“昨年十一月初九日，自大凌河旋师，上豫议今年进取，至诚恻怛，推心置腹，蔼然家人父子。臣敢不殚精毕思，用效驽钝。臣闻千里而战，虽胜亦败。近年将士贪欺之习，大异于先帝时，更张而转移之。上固切切在念，而曾未显斡旋之术。人心不鍊，必不得指臂相使之用。分军驻防，万难调停，虽诸葛复生，无能为也。又况蜂虿有毒，肘腋患生，疑贰之祖大寿，率宁、锦疮痍之众，坐伺于数百里间，杞人之见，不得不虑及也。”三月，上决策自将伐察哈尔，而完我以为大凌河降卒思遁，宜先图山海，还取锦州，因上疏谏。四月，师西出，度兴安岭，次都勒河，侦言林丹汗西走。完我与同值文馆范文程、马国柱合疏申前议，略言：“师已度兴安岭，察哈尔望风远遁，上威名显襮。臣度上且罢西征，转而南入。上怜士卒劳苦，不能长驱直入，徒携子女、囊金帛而归。苟若是，大事去矣！昔者辽左之误，诿诸先帝；永平之失，诿诸二贝勒。今更将谁诿？信盖天下，然后能服天下。臣等为上筹之，以为当令从军蒙古，每人择头人三二辈，挟从者十馀人，从上南入，馀悉遣还部。然后严我法度，昭告有众，师行所经，戒杀戒掠，务种德树仁，宏我后来之路。今此出师，诸军士卖牛买马，典衣置装，离家益远，见财而不取，军心怠矣，取则又蹈覆辙。上岂不曰‘我厉禁取财，其孰敢违’？上耳目所及，或不敢犯；耳目所不及，孰能保者？无问蒙古部长，及诸贝勒，稍稍扰民，怨归于上，此上所当深思者也。与其以长驱疲惫之兵入宣、大，孰若留精锐有馀之力取山海。臣等明知失上旨，但既见及此，不容箝口也。”是时上已决用兵于宣、大，五月，上驻归化城，召完我等计事。完我等疏论机宜，语详文程传。翌日，上谕蒙古诸部及诸贝勒申军律，盖采完我等前疏所陈也。

七年正月，完我疏言：“近日朝鲜交益疏，南朝和未定，沈城不可以常都，兵事不可以久缓，机会不可以再失。汉高祖屡败，何为而帝？项羽横行天下，何为而亡？袁绍拥河北之众，何为而败？昭烈屡遘困难，何为而终霸？无他，能用谋不能用谋，能乘机不能乘机而已。夫天下大器也，可以智取，不可以力争。臣请以棋喻，能者战守攻取，素熟于胸中，百局而百不负。至于取天下，是何等事，而可以草草侥幸耶？自古君臣相需，先帝时，达拉哈辖五大臣，知有上不知有人，知有国不知有家，故先帝以数十人起，克成大业。上今环观国中，如五大臣者有几人耶？每侍上治事，不闻谏诤，但有唯阿；惟务苟且，不肯任劳怨。于国何利？于上何益？钓饵激劝，振刷转移，臣望上于旦暮间也。古人有言：‘骐骥之局促，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虽有尧、舜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哑之指挥。’此言贵能行之。臣谨昧死上言，惟上裁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