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之苦；一，过桥之苦；一，过所之苦；一，开江之苦；一，关津之苦；一，岸之苦。总计六者，岁费各数万斤，应请革除。又掣挚三大弊：一，加铊之弊；一，坐斤之弊；一，斤改斤之弊。此三弊者，惟有严禁斤重一法，乞酌议。”定例，凡桥所掣挚，溢斤割没，少者三四斤，多者七八斤，不得逾额。如夹带过多，掣官虚填太重者，商则计引科罪，官则计斤坐赃，庶掣挚公而国法信。上命勒石严禁，立于桥所及经过关津岸。席特纳又陈：“自康熙七年，盐臣差遣稍迟，前任盐差于徵完本年课银外，又重徵新盐。盐尚未卖一引，而课已徵至二十馀万。此金钱，追呼无措，非重利借债，即典鬻赴比，应请停止。”如所请行。十六年，用科给事中余国言，命将商盐掣验每引加二十五斤，加课二钱五分，永远革除，著为例。二十年，命革除三籓横徵盐课。

自滇、黔告变，所在揭竿蜂起，盐无行销地，商皆裹足不前，至亦榛墟弥望，无所得售。计臣以军需所恃，督饷之檄，急如星火，商于是大困。时天下盐课两淮最多，困亦最甚，赖巡盐御史刘锡、魏双凤多方抚恤，输纳忘疲。至是海内殷富，淮南宁国、太平、池州等府，及两浙、山东、广东、福建，先后增引，利获三倍。不特额外照旧行销，且原先呈课银，请将以前停引补还。四川经明季之，江、楚人民迁移其地，盐日多，请引数倍于昔；所开之井，为滇、黔资，陆无滞。而福建、广东、两浙招徠灶丁，垦复盐地、盐坵，报升课者不绝。又两浙各场涨垦地二万二千七百馀亩，广东各埠每斤加七十斤，江西南、赣二府盐引，至三十六年，加斤课亦如之。上以寰宇升平，免浙江加斤银之半，共三万一千三百八十馀万。三十八年南巡，复谕各盐差：“向因军需，于正额外更纳所私得赢馀，著将此项停罢。其两淮盐课，前曾加四十万，著减其半。”四十三年，用江南总督阿山言，革除两淮浮费数十万，勒石永禁。五十六年，长庐巡盐御史田文镜请将山东所裁盐引补足办课，经议准。上以加引增课无益，不许。

其稽官私也，自明以来，膺盐差者，回京例有呈献，及上严禁，始各将所得报缴。独福建八万馀两为总督满保查，于是裁撤盐官，盐商命各场由州县监。嗣广东总督杨琳言：“地方官办课，必委之家丁衙役，非设铺分卖中饱，即发地里勒派。且恐赀本不足，挪动地丁钱粮。应将场商停设，发帑委官监收，埠商仍留运销纳课。”从之。

六年，江南总督范时绎言：“两淮灶烧盐，应令商人举幹练者数人，并设灶长巡役，查盐数，输商垣，以杜私卖。”两淮巡盐御史音保言：“场灶烧盐之，者盘，浅者钅敝，设有定数，而煎盐以一昼夜为火伏，并巡查息火后私烧。近有灶私置盐钅敝，火伏又不稽查，故多溢之数。请饬盐官申严旧法。至淮南曬扫，惟有商人收买运，酌加引课。”均命著为例。此所以严其禁也。

时盐课惟广东、云南常缺额，因康熙初粤商由里下报充，三年一换，名为排商，故弊端百。嗣将排商费万馀两正课，举报殷以充场埠各长商，而场商赀薄，不能尽数收买，致场多卖私。五十七年裁场商，由运库筹帑本三十六万，分场员收买。且置艚船给脚，运向东关桥，存仓候。埠商盐，包纳价，获有盈馀，名为场羡。其滷耗馀賸盐斤，乃引外多收馀盐，发商行运。又有盐、京羡、馀盐、羡银等名。后馀盐改引，将馀羡归正额，而粤盐遂有办羡之事。后粤商倒歇至五十馀埠，滇盐由商认票办运，而地无舟车，全恃人力，煎无煤草，全恃木柴，故运费工本皆重，而盐课率以一分，又重于他省。富商弃之弗顾，签乡人承充。及倒罢末由追缴，乃责里中摊纳。迨乾隆时，一蹶不振，遂令历年督抚分偿。

是时上于盐官量重李卫。卫在浙江可称者，莫如办帑盐。帑盐者，由松江、台州、温州三府场盐产旺，灶多漏私，卫请发帑银八万，场员收买。复奏设玉环同知，使经理收盐事，而舟山内港内洋、岱

世宗初年，裁福建、浙江巡盐御史。时上于盐政颇加意。河东盐池形低，屡为山，向例修墙筑堰，皆派蒲、解十三州县之民应役。从巡盐御史硕言，岁拨银六千两，以三千作岁修，三千贮运库备大修，民累始纾。又以盐法莫急于缉私，但有场私、有商私、有枭私，而邻私、官私为害尤钜。缉场私，必恤灶而严其禁。故于雍正二年两淮范堤决，沿海二十九场为淹，特发帑金以赈。五年，以淮商捐银建盐义仓积穀，谕更立数仓于近灶地，以备灶缓急之需。此政之在于恤灶者。

缉商私，必恤商而严其禁。故二年两淮各场，因灾灶盐不继，商本倍增，从巡盐御史噶尔泰言，令将本年成本之轻重，合远近脚价，酌量时值买卖。至盐难销，值有纲地行销不敷，亦准改拨。兵尚书卢询请加引免课，以期减价敌私，命长芦、两淮每引加五十斤，免纳课银。此政之在于恤商者。十一年，从江南总督尹继善言，改设淮南巡，督理扬州、通州等盐务，并于仪徵之青山立专营缉私。

先是顺治二年，世祖定巡视长芦、两淮、两浙、河东盐政，差监察御史各一，岁一更代。其山东盐务归长芦兼，陕西归河东兼。十年停，盐务专责成运司。寻因运司权轻，仍命御史巡察。康熙十一年，复停巡盐。明年，巡抚金世德以直隶事繁，请仍差御史。于是两淮、两浙、河东皆复旧制。既而两广、福建并设巡盐御史。五十九年，仍督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