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生。而摊捐津贴，名目日增，州县派累繁多，办事竭蹶，亏欠正项势所必然，虽严刑峻法不能禁也。当乾隆之季，天下承平，庶务充阜，部库帑项，积至七千馀万。嘉庆中，川楚用兵，黄河泛滥，大役频兴，费用不赀，而逋赋日增月积，仓库所储，亦渐耗矣。

道光二年，御史罗宸条陈直省解徵钱粮，请仿盐引茶引法，防官吏侵蚀。帝以纷扰，不许。革州县粮总、库总，从御史余文铨请也。乾隆初，州县徵收钱粮，尚少浮收之弊。其后诸弊丛生，初犹不过就斛面浮收，未几，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数升，渐增至五折六折，馀米竟收至二斗五升，小民病之。廷议八折徵收，以为限制浮收之计。大学士汤金钊疏驳之。御史王家相亦言“八折之议，行之常、镇、江、淮、扬、徐等府，或可尝试，苏、松粮重之地，窒碍孔多”议遂寝。时东南财赋之区，半遭蹂躏。未被兵州县，又苦贪吏浮收勒折，民怨沸腾，聚众戕官之事屡起。州县率以抗粮为词，藉掩其浮勒之咎。江苏苏、松等属，每遇蠲缓，书吏等辄向业户索钱，名曰卖荒。纳钱者，虽丰收仍得缓徵；不纳者，纵荒歉不获查办。诏并禁之。湖北漕务积弊已久，巡抚胡林翼疏请折漕革除规费，民间减钱百四十馀万千文，国帑增银四十馀万两，节省提存银三十馀万两。诏褒美之。

军兴以后，四川等省，办理借徵，以充兵饷。裕瑞奏请劝谕绅民，按粮津贴，罢借徵。英桂奏：“交纳钱粮半银半钱之制，而官取民仍以银，每钱二千作银一两，耗银无出。请于应入拨之地丁，准搭官票，不入拨之耗羡，仍徵实银。”部臣以办法两歧，请依原章，正杂钱粮，一体搭交官票。然地方官吏仍收实银，而以贱值之票交纳籓库，帝令严禁。

同治元年，清查直省钱粮。二年，两江总督曾国籓、江苏巡抚李鸿章疏言：“苏、松、太浮赋，上溯之，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之，则比毗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而赋额遂不平也。国初以来，承平日久，海内殷富，为旷古所罕有，故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无他，民富故也。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气顿耗，然犹勉强枝梧者十年。逮癸巳大水而后，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部臣职在守法，自宜坚持不减之名，疆臣职在安民，不得不为暗减之术。始行之者，前督臣陶澍、前抚臣林则徐也。又官垫民欠一款，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垫旧，移银垫米，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豁免，或摊赔，同归无着。故历年粮册，必除去垫欠虚数，方得徵收实数。苏属全漕百六十万，厥后遂积渐减损。道光辛卯以后十年，连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七八；辛丑以后十年，除垫欠，得正额之五六；咸丰辛亥十年，除垫欠，仅得正额之四成而已。自粤逆窜陷苏、常，焚烧杀掠，惨不可言。臣亲历新复州县，市镇丘墟，人烟寥落。已复如此，未复可知。而欲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徵之吏，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矣。细核历年粮数，咸丰十年中，百万以上者仅一年，八十万以上者六年，皆以官垫民欠十馀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九十万也。成案如是，民力如是。惟籥请准减苏、松、太三属粮额，以咸丰中较多之七年为准，折衷定数，总期与旧额本经之常、镇二属通融覈计，著为定额。即以此后开徵之年为始，永远遵行，不准再有垫完民欠名目。嗣后非水旱亦不准捏灾，俾去无益之空籍，求有着之实徵。至苏、松漕粮核减后，必以革除大小户名为清釐浮收之原，以裁减陋规为禁止浮收之委。”制可。先是太常卿潘祖廕、御史丁寿昌交章言减赋事，皆下部议。覆奏准苏、松减三之一，常、镇减十之一。大抵苏、松、太一亩之税，最重者几至二斗，轻者犹及一斗。列朝屡议覈减，率为部议所格。雍正间，从怡亲王请，免苏、松两府额徵银。乾隆间，又减江苏省浮粮，皆减银而不及米。至是诏下，百姓莫不称庆。

三年，从闽浙总督左宗棠请，谕绍兴属八县六场，正杂钱粮，统照银数徵解，革除一切摊捐及陋规，计减浮收钱二十二万有奇，米三百六十馀石。宁波属一？五县六场，减浮收钱十万四千有奇，米八百馀石。四年，浙江巡抚马新贻请豁减金华浮收钱十五万馀串，米五百馀石，衢州钱十万馀串，米六十馀石，严州钱六万馀串，米六千馀石，洋银八十馀元，米百馀石，从之。是年宗棠克湖州，疏言南漕浮收过多，请痛加裁汰。事下部议。覆奏杭、嘉、湖漕粮，请仿江苏例，减原额三十分之八，并确查赋则，按轻重量为覈减，所有浮收陋规，悉予裁汰。其南匠米石，无庸议减。计三府原额漕白、行月等米百万馀石，按三十分之八，共减米二十六万六千馀石。国籓请将苏、松等属地丁漕项一体酌减，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