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丁母忧去官。

十二年，服阕，擢两江总督。日本方构衅，宗羲治江防，增筑沿江乌龙山、江阴都天庙、象山、焦山、下关砲台。又于吴淞口及江阴北岸浏闻沙、乌龙山北岸沙洲圩次第添筑，使江、海相犄角。时诏修圆明园，宗羲疏言：“外侮内患，天时人事，皆有可虑。请省营缮，减服御。”十三年，又疏言：“星变屡见，外患方炽。上年御史沈淮奏请停止园工，臣亦冒贡愚忱。兹复有不能已于言者，时局艰难，度支短绌，特一端耳。今外人入处肘腋，圆明园距京城数十里，既无坚城管钥之固，复少大枝护卫之兵。频年以来，每遇民、教争斗，外人动挟兵船要求。天津朝警，则海淀夕惊。皇上奉皇太后于此，此臣所万分不安者也。如蒙皇上乾纲立断，速谕停工，天下臣民，知皇上有卧薪尝胆之思，必共振敌忾同仇之气。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苟无敬畏之念，则骄肆之心生；苟无忠谔之臣，则谗谄之人至。近日大学士文祥引疾，侍郎桂清外调，道路颇有惜词。臣窃谓老成忧国者，宜留之左右，以辅成圣德；忠直敢谏者，宜诱之使言，以恢张圣听。”疏入，上嘉纳之。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筹议海防六事，下各督抚详议，宗羲上疏曰：“万事根本，以用人为要，而就海防言，尤以求将才为要。宋臣杨万里有言：‘相不厌旧，将不厌新。’盖言用兵忌暮气，宜年壮气锐，素有远志，未建大功之人。至宿将勋臣，帝心简在，固无俟臣下之论列也。古有海防无海战，今练兵仍以水陆兼练为主。水师战舰不及轮船，轮船又不及铁甲，而船之得力与否，仍视乎驾驭之人。今战舰即不能一时尽易，应就弁兵中挑赴轮船学习，仍归水师提督节制。更招集沿海熟习沙线，能耐劳苦之人，参用西法，加以训练。然沿海地广，势不能遍设轮船，若敌乘无备，舍舟登陆，则我船砲皆无所用，故不可不急练陆兵。同治十年，曾国籓议沿海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练陆兵九万，沿江安徽、江西、湖北三省练陆兵三万，合成十二万。以陆兵为御敌之资，以轮船为调兵之用，海道虽极辽远，血脉皆可贯通。今诚踵其议而力行之，各省分定数目，各专责成，贵精不贵多，宜聚不宜散。从前缺额之兵，不必再补，现在已募之勇，更加精练，是在平时之实力讲求矣。西洋火器，日新月异，叠出不穷。今日所谓巧，即后日所谓拙。论中国自强之策，决非专恃火器所能制胜。然风会所趋，有不能不相随转移者。各国新出之砲，现在上海机器局已能如式制造。惟火器不难于用而难于不用。有事试演，尚可经久，无事搁置，立形锈坏。以后购造枪砲，应于操演之后，时时磨洗，不许锈坏，违者罪之，是珍惜巨帑之要义。臣闻自古觇国势者，在人材之盛衰，不在财用之赢绌；在政事之得失，不在兵力之强弱：未闻以器械为重轻也。且西人之所以强者，其心志和而齐，其法制简而严，其取人必课实用，其任事者无欺诳侵渔之习，其选兵甚精，故临阵勇敢而不畏死。不察其所以强，而徒效其器械，岂足恃哉？自福建创设机器局，上海继之，江宁、天津又继之，皆由枪砲而推及轮船。臣愚以为大沽、吴淞、直、东、闽、广等口，如能各得铁甲一二，蚊子船三四，佐以兵轮，安配重大击远之砲，与砲台相辅，亦足屹成重镇，稍戢戎心。惟泰西各国轮船以百数十计，铁甲船以数十计，大砲以千计，小砲以数千计，即使中国岁筹巨款，多方制造，亦必不能如彼之多且精也。臣谓船砲当量力徐图，而仍以修政事、造人材为本，使各国乡风慕义，或外侮可以稍纾。近年劝捐、收釐、津贴，无法不备，民力竭矣。煤、铁乃中国自然之利，若一一开采，不独造船造砲取之裕如，且可以致富强。现在磁州业已奏明试办，而湖南、福建、江西、山西等省已成之煤、铁厂，扩而行之，果能有效，何必舍近求远，取给外国？为目前权宜计，将各口洋税通提六成，专供海防之用，五年为限，当可集事。若夫节流之法，更非难行。节之必自朝廷始，诚能罢土木之工，省传办之费，减宫中之用，则一岁所省，何啻百万？各省督抚，尽裁不急之费，钱漕税釐，实力稽察，勿使乾没，则一岁所增，何啻百万？请敕下户部，统筹全局，分别出入，于综覈各项之外，指定筹防专款，应用若干，俾中外上下晓然于经费之有限，财用之有制，力求撙节，不必言利，而度支可裕矣。以上皆就原奏四事推广言之，要必得人而后可以言持久。臣周谘博采，事之可行者，尚有三端。沿海各岛，大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