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以后的情形，你就可想了。我在山西的时候，认得一个外国人，这外国人姓李，是到山西传教去的，常到我衙门里来坐。我问了他许多外国事情，一时也说不了许多，我单说俄罗斯的一件故事给你听罢。俄罗斯灭了波兰，他在波兰行的政令，第一件，不许波兰人说波兰话，还不许用波兰文字。”我道：“那么要说甚话，用甚文字呢？”伯述道：“要说他的俄罗斯话，用他的俄罗斯文字呢！”我道：“不懂的便怎样呢？”伯述道：“不懂的，他押着打着要学。无论在甚么地方，他听见了一句波兰话，他就拿了去办。”我道：“这是甚么意思呢？”伯述道：“他怕的是这些人只管说着故国的话，便起了怀想故国之念，一旦要光复起来呢。第二件政令，是不准波兰人在路旁走路，一律要走马路当中。”我道：“这个意思更难解了。”伯述道：“我虽不是波兰人，说着也代波兰人可恨！他说波兰人都是贱种，个个都是做贼的，走了路旁，恐怕他偷了店铺的东西。”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道：

“你说可恨不可恨！”

我听了这话，不觉毛骨悚然。呆了半晌，问道：“我们中国不知可有这一天？倘是要有的，不知有甚方法可以挽回？”伯述道：“只要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来，节省了那些不相干的虚糜，认真办起海防、边防来就是了。我在京的时候，曾上过一个条陈给堂官。到山西之后，听那李教士说他外国的好处，无论那一门，都有专门学堂。我未曾到过外国，也不知他的说话，是否全靠得住。然而仔细想去，未必是假的；倘是假的，他为甚要造出这种谣言来呢。那时我又据了李教士的话，谗了自己的意思，上了一个条陈给本省巡抚，谁知他只当没事一般，提也不提起。我们干着急，那有权办事的，却只如此。自从丢了官之后，我自南自北的，走了不知几次，看着那些读书人，又只如此。我所以别的买卖不干，要贩书往来之故，也有个深意在内。因为市上的书贾，都是胸无点墨的，只知道甚么书销场好，利钱深，却不知什么书是有用的，什么书是无用的。所以我立意贩书，是要选些有用之书去卖。谁知那买书的人，也同书贾一样，只有甚么《多宝塔》、《珍珠船》、《大题文府》之类，是他晓得的。还有那石印能做夹带的，销场最利害。至于《经世文编》、《富国策》，以及一切舆图册籍之类，他非但不买，并且连书名也不晓得；等我说出来请他买时，他却莫名其妙，取出书来，送到他眼里，他也不晓得看。你说可叹不可叹！这一班混蛋东西，叫他侥幸通了籍，做了官，试问如何得了！”我道：“做官的未必都是那一班人，然而我在南京住了几时，官场上面的举动，也见了许多，竟有不堪言状的。”伯述道：“那捐班里面，更不必说了，他们哪里是做官，其实也在那里同我此刻一样的做生意，他那牟利之心，比做买卖的还利害呢！你想做官的人，不是此类，便是彼类，天下事如何得了！”我道：“姻伯既抱了一片救世爇心，何不还是出身去呢？将来望升官起来，势位大了，便有所凭借，可以设施了。”伯述笑道：“我已是上五十岁的人了，此刻我就去销病假，也要等坐补原缺；再混几年，上了六十岁，一个人就有了暮气了，如何还能办事！说中国要亡呢，一时只怕也还亡不去。我们年纪大的，已是末路的人，没用的了。所望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有可望。总而言之，中国不是亡了。便是强起来；不强起来，便亡了；断不会有神没气的，就这样永远存在那里的。然而我们总是不及见的了。”正说话时，他有客来，我便辞了去。从此没事时，就到伯述那里谈天，倒也增长了许多见识。

过得两天，叫了马车，陪着母亲、婶娘、姊姊到申园去逛了一遍。此时天气寒冷，游人绝少。又到静安寺前看那涌泉，用石栏围住，刻着“天下第六泉”我姊姊笑道：“这总是市井之夫做出来的，天下的泉水，叫他辱没尽了！这种混浊不堪的要算第六泉，那天下的清泉，屈他居第几呢？”逛了一遍，仍旧上车回栈。刚进栈门，胡乙庚便连忙招呼着，递给我一封电报。我接在手里一看是南京来的，不觉惊疑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