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总，在吴淞甚么营里面，当一个甚么小小的差事，一个月也不过几两银子。一天，不知为了甚么事，得罪了一个哨官。这哨官是个守备。这守备因为那把总得罪了他，他就在营官面前说了他一大套坏话，营官信了一面之词，就把那把总的差事撤了。那把总没了差事，流离狼荡的没处投奔。后来到了上海，恰好巡捕房招巡捕，他便去投充巡捕，果然选上了，每月也有十元八元的工食，倒也同在营里差不多。有一天，冤家路窄，这一位守备，不知为了甚么事到上海来了，在马路上大声叫‘东洋车’。被他看见了，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正要想法子寻他的事，恰好他在那里大声叫车，便走上去，用手中的木棍，在他身上很很的打了两下，大喝道：‘你知道租界的规矩么？在这里大呼小叫，你只怕要吃外国官司呢！’守备回头一看，见是仇人，也耐不住道：‘甚么规矩不规矩！你也得要好好的关照，怎么就动手打人？’巡捕道：‘你再说，请你到巡捕房去！’守备道：‘我又不曾犯法，就到巡捕房里怕甚么！’巡捕听说，就上前一把辫子，拖了要去。那守备未免挣扎了几下。那巡捕就趁势把自己号衣撕破了一块，一路上拖着他走。又把他的长衫，褫了下来，摔在路旁。到得巡捕房时，只说他在当马路小便，我去禁止，他就打起人来，把号衣也撕破了。那守备要开口分辩，被一个外国人过来，没得没脑的打了两个巴掌。你想，外国人又不是包龙图，况且又不懂中国话，自然中了他的‘肤受之朔’了。不由分说，就把这守备关起来。恰好第二天是礼拜，第三天接着又是中国皇帝的万寿，会审公堂照例停审，可怜他白白的在巡捕房里面关了几天。好容易盼到那天要解公堂了，他满望公堂上面，到底有个中国官，可以说得明白，就好一五一十的伸诉了。谁知上得公堂时，只见那把总升了巡捕的上堂说了一遍。仍然说是被他撕破号衣。堂上的中国官，也不问一句话，便判了打一百板，押十四天。他还要伸说时，已经有两个差人过来，不由分说，拉了下去，送到班房里面。他心中还想道：“原来说打一百板，是不打的，这也罢了。”谁知到了下午三点钟时候，说是坐晚堂了，两个差人来，拖了就走，到得堂上，不由分说的，劈劈拍拍打了一百板，打得鲜血淋漓；就有一个巡捕上来，拖了下去，上了手-，押送到巡捕房里，足足的监禁了十四天；又带到公堂，过了一堂，方才放了。你说巡捕的气焰，可怕不可怕呢！”我说道：“外国人不懂话，受了他那‘肤受之朔’，且不必说。那公堂上的问官，他是个中国人，也应该问个明白，何以也这样一问也不问，就判断了呢？”述农道：“这里面有两层道理：一层是上海租界的官司，除非认真的一件大事，方才有两面审问的；其余打架细故，非但不问被告，并且连原告也不问，只凭着包探、巡捕的话就算了。他的意思，还以为那包探、巡捕是办公的人，一定公正的呢，哪里知道就有这把总升巡捕的那一桩前情后节呢。第二层，这会审公堂的华官，虽然担着个会审的名目，其实犹如木偶一般，见了外国人就害怕的了不得，生怕得罪了外国人，外国人告诉了上司，撤了差，磕碎了饭碗，所以平日问案，外国人说甚么就是甚么。这巡捕是外国人用的，他平日见了，也要带三分惧怕，何况这回巡捕做了原告，自然不问青红皂白，要惩办被告了。”

我正要再往下追问时，继之打发人送条子来，叫我进城，说有要事商量。我只得别过述农，进城而去。

正是：适闻海上称奇事，又历城中傀儡场。未知进城后有甚么要事，且待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