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又奇了，怎么有这半个缺起来？”继之：“大约这个缺是一回内放，一回外补的，所以要算半个。你想这么说法，那员的大样有甚用？谁还去捐他？并且近来那些员，多半是从小班，连捐带保，迭起来的；若照这样平地捐起来，上看了履历，就明知是个富家弟，哪里还有差事给他。所以那钟雷溪到了省好几年了，并未得过差使，只靠着骗拐来的钱使用。上海那些钱庄人家，虽然在公堂上存了案，却寻不他这个人来，也是没法。到此刻，已经八九年了。直到去年，方才打听得他改了名字，捐了功名，在这里候补。这十几家钱庄，在上海会议定了，要问他索还旧债，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里，同他要帐。谁知他这时候摆了大人的架来，这讨帐的朋友要去寻他，他总给他一个不见：去早了，说没有起来；去迟了，不是说上衙门去了，便说拜客去了；到晚上去寻他时，又说赴宴去了。累得这位讨帐的朋友，在客栈里耽搁了大半年，并未见着他一面。没有法想，只得回到上海，又在会审公堂控告。会审官因为他告的是个台，又且事隔多年，便批驳了不准。又到上海上控。上海批了来，大致说是控告职官，本没有这权力，去移提到案。如果实在系被骗，可到南京去告。云云。那些钱庄帮得了这个批，犹如唤起他的睡梦一般，便大家商量，选派了两个能事的人，写好了禀帖，到南京去控告。谁知衙门里面的事，难办得很呢，况且告的又是二十多万的倒帐，不消说的原告是个富翁了，如何肯轻易同他递去。闹的这两个事的人，一事也不曾上，白白跑了一趟，就那么着回去了。到得上海，又约齐了各庄家，汇了一万多银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打到了，然后把呈递了上去。这位大帅却也好，并不批示，只代藩台问他的话，问他有这回事没有：‘要是有这回事，早些料理清楚；不然，这里批去，就不好看了。’藩台依言问他，他却赖得个一二净。藩台回了制

。”吓得我央求不迭。继之：“他是个四川人，十年里，在上海开了一家土栈，通了两家钱庄，每家不过通二三千银光景；到了年下，他却结清帐目，一丝不欠。钱庄上的人光最小，只要年下不欠他的钱，他就以为是好主顾了。到了第二年，另外又有别家钱庄来兜搭了。这一年只怕通了三四家钱庄，然而也不过五六千的往来，这年他把门面也改大了，举动也阔绰了。到了年下，非但结清欠帐，还些少有存放在里面。一时钱庄帮里都传遍了，说他这家土栈，是发财得很呢。过了年，来兜搭的钱庄，越发多了。他却一概不要，说是我今年生意大了，三五千往来不济事，最少也要一二万才好商量。那些钱庄是相信他发财的了，都答应了他。有答应一万的，有答应二万的，统共通了十六七家。他老先生到了半年当中，把肯通的几家，一齐如数提了来，总共有二十多万。到了明天，他却‘少陪’也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土栈里面，丢下了百十来个空箱，伙计们也走的影儿都没有。银庄上的人吃一大惊，连忙到会审公堂去控告，又了赏格，上了新闻纸告白，想去捉他。这却是大海捞针似的，哪里捉得他着！你晓得他到哪里去了？他带了银，一直京，平白地就捐上一个大样的员，加上一个二品，引见指省，来到这里候补。你想市侩要官场，那里懂得许多。从来捐员的，哪一个捐过大样？这员外补的，不知几年才碰得上一个，这个连我也不很明白。听说合十八省的缺，只有一个半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