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李富贵走了以后中国会陷内或分裂吗？有这可能，不过李富贵留下的分权制是金字塔形的，并且国家正于活力四的上升期（这一和内忧外困的袁世凯有着大的不同），所以这可能并不太大。但是即便可能不算大这仍然是一威胁，李富贵对此就不担心吗？应当说虽然的确有一些担心但是这局面是制衡必须付的代价，因为要在理论上断绝内的可能一个大的不受制约的中央就是必须的，而互相有反制能力的制中理所当然的存在分裂的可能，因为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有矛盾，如何解决矛盾才是关键，我看到不少人对后李富贵的二唐了各预测，基本上都是先列矛盾然后设想矛盾激化最终这个国家陷于内，这的确是我们历史上一直在发生的，于是在他们看来有了矛盾就必须压制，这是我们一贯的法，因为有了矛盾不加以压制的话就必然激化，可是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无助于矛盾的解决，在古代除了走这条路或许别无他途，可使人类的历史已经迈了近代，我们是不是应该吃用别的方法来解决矛盾了，虽然这改变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可是这是我们唯一的路。

第二、二唐需要民主吗？在书中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集权所能带来的好，历史上我们每一次兴盛都和集权有关，带有活力的集权爆发大的威力，但是之后丧失了活力的集权又把中国带向崩溃，这样一个正弦曲线一直延续了几千年，至于今天我们究竟有没有去大家可以自己判断。

二唐的制十分奇怪，如果没有李富贵那么它是一个有着制衡的政，而把李富贵放上棋盘，那么平衡就被打破了，制衡也就名存实亡，在李富贵的领导下二唐或许可以称霸世界，但是却不困住我们历代政权的怪圈，当初期的活力耗尽之后中华民族的中兴之路也就走到了。

第三〉现民主的时机，在很多人看来李富贵的动作太急躁了，还有很多人拿我们现在的例来证明当时这么绝无成功的可能。我刚刚说了我们一直于一条正弦曲线上，从数学的角度来看正弦曲线会永远的上下波动，因此即便拿三百年后的例你仍会发现中国不适合民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变那样二唐就永远无法走到一条线发展的路上来。那么什么时候行变就成了问题的所在了，很多人认为正弦波的端是最好的时机，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在端的时候加速度已经没有了，换句话说力量也就没有了，而原有的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却得到了加。所以李富贵选了一个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形成的时候来这件事。

解决心态上的问题兵家言利务实的法有一定的作用，同时先例、经验也很重要，比如说一个卖的不他的成本是多少，如果他曾经以你开的价钱卖过那么易成功的可能就很大。李富贵现在所能的就是在离去的同时给后人留下一次权力妥协的先例，他将会在夏威夷幸福的生活来证明这桩易的合理，在他后未必不会现新的皇帝或者独裁的政府，这个时候用什么方法结束这独裁就成了关键所在，而李富贵这个先例也就现了价值。这就好像虽然那个卖的曾将以四十元一条的价格过货，但是并不妨碍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把他的卖到八十甚至两百，毕竟世事难料，谁知这个世上有什么样的凯，直到再一次有人站在他面前问：“老板，给个诚实价，四十块钱，你卖不卖？”

顺便说一句，急勇退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罕见，起码在起就时常能见到，只不过换了个名字叫太监。

这个困难是李富贵留给后人的，对此他也完全无能为力，因为制衡建立起来之后并不代表一定能有好结果，如果不能达成妥协把大家的力量用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方向制衡就会绑住所有人的手脚，这也是我们看到很多第三世界民主国家效率低下、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即便是台湾这样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平的地区他们寻求妥协的方式也相当的奇怪。

对于妥协来说心态很重要，‘拼着我难受也要让你好不了’曾经是不少国人的写照，如果照这样的逻辑妥协几乎不可能，那样的话制衡就只能带来一场灾难，所以我在给李富贵退位作设定时在主的思想中拿掉了这两败俱伤的心态，因为如果不抛弃它李富贵就会面临一个无解的局面，我对于探讨一个无解的问题没有兴趣。

驭手中的力量时就会很容易伤到自己，相信这个理在许多武侠小说里都讲的很透彻了，越是伟大的统治者他越不能接受自己无力控制国家的现实，因此越是会用的手段来证明自己，也就是说控力减弱了他反而要用更锋利的刀，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也就很明白了。所以退下来是迟早的事情，五十岁不退就六十岁，六十岁不退就七十岁，如果真的想一辈呆在上面第一要愚民，得到其他人的无限忠诚，第二要弱民，压制那些者，杀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能人，李富贵没有这么，因为如果这么了他就不过是一个已经被权力腐蚀到只剩下一空壳的傀儡而已，然后开开心心的把自己摆在香案上看着大家供奉自己，这是李富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