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开山修路，耗费时日、金钱不说，还和南方那些彪悍的少数民族很打了几仗，现在看起来真是不值得。

在一八六九年里终于感到时间压力的李富贵开始更主动的为中国的未来进行谋划，国家议会终于在南京拉开了它的大幕，各方在筹备期对于这个新东西多少都是有些心存疑虑的，毕竟这个机构在李富贵的地盘上，和曾国藩一样他们也害怕这里面有什么阴谋，不过议会开幕之后发生的事情让大家把心又放回到了肚子里，因为连续三次表决的结果都对李富贵不利，这三项提案中有两项是广东与两江之间的贸易争端，还有一件是山西就征税的问题提出的。本来这些事都是有争执的双方协商解决的，当然和李富贵协商往往很难讨到便宜，实际上这大多数时候是官员迫于地方上贸易保护的压力表现一下而已，在商贸方面即便是李鸿章现在也不敢和两江叫板，真的想要保护也得自己生产的东西能马马虎虎的拿出手才行，在这种完全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链以前上下游都要依靠两江谈什么保护实在是为时尚早。不过这几次在象征性的提出交涉的要求之后李富贵表示这事他不管了“这种事情交给议会去讨论就好了，我是两江总督，管不到你们两广怎么卖东西。”

这样的态度让李鸿章很是不以为然，现在看起来李富贵是想携议会来令诸侯，不过原来也没指望能够通过这种交涉得到多少东西，所以就按照程序提请议会讨论。没想到那些议员们对此倒是非常热心，立刻分为两大阵营开始据理力争起来。这里面以两江议员为首的那些人当然一力狠批广东搞地方保护主义。他们人数虽然较对手少一些，不过因为两江议会搞得早这些人都是经验老到、技术熟练的家伙，再加上立场又坚定最初在气势上甚至压倒了他们的对手。

不过他们的对手也不是等闲之辈，这些年来各地对两江对他们的经济掠夺早已经心存不满，以往没有办法作出什么反击，毕竟大家都是在一个市场上卖东西，人家的货卖的便宜自然买卖就多，要是本地人或许还可以通过行会施加一些压力，可是那些两江商人甚至不把官府放在眼里，又怎么会受这些民间组织的约束呢。当然如果只是那些本地的商人和作坊主对两江做生意的方式不满还不会形成一股太强的力量，他们在这些地方的议会中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在湖北的议会中也是原有的统治阶层占有了绝大部分的议席，对他们来说一开始并没有觉得这种掠夺又太大的问题，实际上最初他们对这种能买到又便宜又好商品的生活还是很满意的，但是经过这种长时间不对等的贸易他们的日子也渐渐变得难过起来，粮价不断的下降更是让他们的资产无形中缩了水，逐渐的他们也觉得自己生活水准的下降是因为那些两江商人把钱都赚走了。

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说话的地方这些议员们当然不会轻易的放弃，而广东和湖北虽然遭到迫害的程度比较轻，但是他们在很多产业上直接与两江竞争，对他们来说这些贸易纠纷更是直接与切身利益相关，由于他们眼界更开阔，对议会的这一套也比较熟悉，最后隐隐成为这一派的领袖。

在这些人里唯独湖南人比较特别，他们的五个代表分成了两派，其中三个是无比坚定的反两江派，而另外两个则完全倒向两江，原来湖南自从胡林翼点燃了维新的火炬之后这些年经过那些有识之士不断的传播在湖南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放弃老的那一套了，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实际上各省都是如此，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湖南人激烈的性格使得保守派和维新派水火不容，而议会更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战场，一方反对的另一方一定支持，这种习气也被他们带到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