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的；这在1938年美国舆论一般都嘲笑英法两国在慕尼黑投降的时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在1940年法国的突然崩溃打乱了世界均势的全局，但又无法使美国舆论界的重要人士摆脱掉长期以来对英国的不信任的时候，简直是一个失策，但到了1941年，这成了一个日益真实的情况，而到了1942年，则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了。

英美两国间文化和制度的基本相同为英-美战时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当然，语言是最重要的链环。的确，如果英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任何接触都需要翻译人员的话，那末，两国人民最终的大规模合作就不可能了。

但是文化和制度的近似，本身并不足以现明英-美合作的有效性，世界政治的格局也有力地推动这两国结合在一起，而且通过建立起真正共同的利害关系，还提供了一个文化方面的近似能够产生效果的背景。在十九世纪，英国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形成了一种屏障。英国的政策有助于阻止欧洲的任何一国把欧洲大陆搞得那么团结一致，从而可能产生一个主宰世界的权力中心来威胁新大陆。在欧洲以外，英国运用海军和经济的实力赢得了一定程度的世界霸权。这样一种局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同美国的一系列争吵；甚至在二十世纪中叶，回想起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时两国间的关系，某些集团的美国人脑子里还留有一些不信任的残迹。但是，二十世纪的英国已无法保持它的势力单枪匹马地发挥这种抵挡欧洲潜在侵略者的屏障作用了。同这件事所产生的反应比较起来，过去两国争吵的痕迹在美国公众的心里已不占主要地位了。1917年以及1941年，英国和它的盟国可能无法阻止一个胜利的德国主宰欧洲(也许从主宰欧洲走向主宰全世界)的这一前景，导致美国加入英国一边共同作战。冠冕堂皇的原则无疑起了一些作用，使美国人两次都相信介入欧洲战争是必要的，但是担心出现一个新兴的、残忍的统治世界的德国主子，肯定是一个更为有力的动机，特别是在1941年。

世界的均势和英美两国间文化的相同，并没有产生任何精确的效果使美国舆论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的事业。诚然，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在1940年和1941年中的长期争论，实际上就是关于美国应不应支持英国以及支持到什么程度的一场争论。

紧接着珍珠港事件后的几星期内，孤立主义的发言人都渴望忘却和原谅过去的事情，只有极少数人是例外，但是珍珠港事件以前的那几个月里鼓动着他们的那股力量却没有完全消逝。对英国的猜疑和不信任仍然隐伏在脑际，没有多久，在以前的孤立主义报刊上再一次出现了对英国的公开批评。

在国会中，珍珠港事件以前，孤立主义者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少数派集团。罗斯福面对着他们的反对常常踌躇不决，甚至畏缩不前。但是在战争开始后。国会议员方面对对全面作战已没有反对的意见了，在这一点上国会仅仅是反映了公众的态度而已。

就罗斯福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来说，同英国合作一直是他们政策的基点。战争的爆发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安慰，因为以后再也不用每走一步就得小心翼翼地计算国会和公众中潜在的反对意见了，当丘吉尔打电话来核实一下珍珠港受到袭击的最初消息时，罗斯福的态度从他对丘吉尔所讲的话中便表明出来了。他说：“我们现在坐上了同一条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