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件事发生前几个月，澳大利亚政府曾经提过建议，认为英联各国行磋商的方法应予改变，以便适应新的需要。澳大利亚政府建议，各自治领应当在敦常驻一个级长，这些长将作为英联的战时内阁同联合王国战时内阁的大臣们取得协调。可是，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敦或其他英联国家首都的赞同。丘吉尔指，英联各国的常驻长并不能赋有随时作决定的权力，因此这法毫无用。所以，在整个战争时期内，主要是通过电报或者通过各自治领长之间的相互访问来行磋商。这个办法证明是有效的。英联国家的级长在战争期间每年访问敦，并在访问期间参加联合王国战时内阁的会议。1941年6月，英国政府也任命了一位常驻内阁大臣为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总设在开罗。第一任是奥利弗？利特尔顿，他在战争初期曾当过贸易大臣。他以英国内阁阁员的份而享有威望，他对1941年在中东发生的军事危机有过重大的影响。利特尔顿后来由一个澳大利亚人R？G？凯西接任，后者曾经是澳大利亚驻华盛顿第一任公使。1941年12月，又作了类似的任命，以达夫？库珀(后为诺里奇勋爵)为常驻远东国务大臣，他在那一年中曾访问

英联各国向中东战区派遣的军队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可避免地将使英联各国政府完全牵连在那里发生的外和战略方面的问题。英联各国之间通常用来行磋商的方法得到了加，一是通过联合王国政府同来访的英联各国长在敦行的直接讨论，二是丘吉尔同其他英联成员国总理之间频繁的电报往返。在法国沦陷后发生的第一个直接与自治领有关的大问题，是作封闭滇缅公路的决定。1940年6月，日本要求英国政府不再让战争资经由滇缅公路输中国。英国政府与各自治领商议后，于7月18日同意了日本的要求，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这一决议表示担忧。这个绥靖行动只实施了三个月。英国政府原来希望，这样一来，远东问题将可和平解决，但是后来证明，这希望是毫无据的，因为在1940年9月27日日本同轴心国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条约，条约承认了日本要求在东亚称霸的权利。

过一支象1951年在朝鲜组成的英联师那样的队。可是，英联的级军官所指挥的范围，却超过了他们自己那个自治领的军队。帝国澳大利亚军的指挥官布莱迈少将担任了中东地区的副司令官，新西兰的弗赖伯格将军(后为勋爵)受权指挥驻克里特岛的英国、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军。来自自治领队的其他军官，则在该地区担任了参谋或专家的职务。

在我们作一切最重大的决议和最完善的设想的时候，我们总是到，由于自己的看法能同南非总理不谋而合而定起来。固然，他在比勒陀利亚近郊的庄园或在南非总理的官邸“大谷仓”庄园中，肯定也接到了所有有关的电报，但是却一也没有经过象我们这样在彼此之间并同三军参谋长共同磋商的全工作过程，而是在数千英里之外，几乎独自理这些事务，却一再向我们提他对这些问题的结论和意见，而我们在这里却要通过远为复杂而且全然不同的思考过程，才能在同时得这样的结论和意见。

与整个英联有关的第二个重大的战略决议是，1941年派英国和自治领的军队去保卫希腊。能够远征到希腊去作战的军队，大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远征军。由于这次远征显然非常冒险，因此这两个自治领政府的态度是极其重要的，英国同两国行了充分的磋商。史末资也前往开罗同这时担任外大臣的艾登和帝国参谋总长迪尔陆军元帅就这个问题行了讨论，尽南非军队没有直接牵涉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后一致决定向希腊派遣远征军，但是两国政府对派兵的结果都非常担心，并烈要求，必须预先为撤退这些军队好充分准备，如果到时候有必要撤军的话。

需要英联各国磋商的问题中，大多数都没有产生任何严重的意见冲突就得到了解决的，尽有的问题后来证明确实是棘手的。1941年，在将来如何驻防托卜鲁克的问题上，曾发生过一次这样意见分歧。该年9月，澳大利亚政府急于想把那支曾在保卫这个要的战斗中起过极大作用的澳军调回本国，因为这支军队的健康情况这时正使国内的人相当担忧。奥金莱克和丘吉尔都反对这个建议，可是澳大利亚人仍然持要求，最后，这支军队还是调防回国。这是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在军事方面许多争执中的第一件事。

在这些战争岁月里，史末资陆军元帅(1941年中，他被授与这一更的军衔)在英联各国的这些磋商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与丘吉尔的长期友谊，以及他在1917年时担任过帝国战时内阁阁员的经历，使他的看法有相当的威信。1950年9月13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讲话时称赞这位陆军元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