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出了应急票价，坐意大利的班船被遣返回国的。货运的收入也赚到了可以自由流通的货币，尽管因为需要保留舱位供给意大利自己进口货物的缘故，这笔收入是有限的。1939年9月，意大利大陆航空公司(LATI)新开辟了到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航线，两个月后，又开辟了横渡南大西洋至里约热内卢的航线。意大利的铁路和港口，也由于中立国的船运从北方的各港口转移到地中海而得到了好处。

但是，尽管为意大利的商品索取了高价，尽管定出了许多办法来鼓励出口商人，乃至最后答应他们除津贴外另发百分之二十奖金，尽管从汇款中和从隐藏在国外的资金财产中竭尽所能地榨取了外汇，意大利银行的储备仍然从1939年1月1日的三十六亿三千四百万里拉减少到1940年3月31日的二十六亿零一百万里拉。当年的国际收支差额预计显然将有四十亿里拉的赤字，但是甚至在那时，仍然向国外定购了大宗货物。

在国内，意大利人起先吃到的苦头，主要是由于生活费用的上涨，而不是由于9月间实行的对消费品的不十分严格的限制，不是由于从2月份起实行的对咖啡和糖的定量供应，也不是由于真正的商品匮乏，除了新年期间缺煤以外。政府似乎在煞费苦心地平息不满的情绪。它不仅试图控制物价和镇压投机活动，而且扩大了对工人家属的社会福利津贴的范围，最后并下令增加工资，从3月起，从事农业、商业、工业的工人工资增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从4月1日起，政府雇员的工资增加百分之十。政府的开支达到了空前的数目，预算从1930-1931年度起就从未平衡过。1939-1940年度，出现了将近六十亿里拉的赤字，1940-1941年度估计也有同样的赤字，常规预算以外的开支还不计在内，在1939-1940年度，这笔开支总数达二百亿里拉。为了弥补亏空，政府征收了资本税和非常不得人心的营业税，发行了面值一百六十亿里拉的五厘息的财政公债，并向意大利银行求援。总的经济景象是活动不稳定和紧张程度增加，意味深长的是，证券交易所的繁荣在1939年11月底达到了顶点，此后证券的价格就趋向于下跌。

从一开始，英、法两国政府就极其重视使意大利不参战，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诱使它走向真正的中立。张伯伦仍然希望(象他在9月13日写给不久以前担任驻伦敦大使的格朗迪伯爵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意大利人民、意大利国王和意大利教会发挥其影响。据说，有些年纪较轻的法**事领袖曾要法国向意大利发出最后通碟，要求意大利宣布是站在盟国一边，还是使其舰队保持中立。可是，法国的内阁和总司令部的做法却不同。在1939年8月23日的作战会议上，甘末林和达尔朗极力主张，必须使意大利保持绝对的中立，甘末林指出，在当年的那个时候，要对意大利发动决定性的进攻是不可能的。来自意大利的威胁，在盟国的战略上留下了痕迹，这种痕迹表现在下面几点上：决定不攻打西壁防线；欧战一开始时英国的航运暂时改道不走地中海；法国在阿尔卑斯山区驻扎了十个法国师的兵力，在北非驻扎了十四个师，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却只分别驻扎了九个师和四个师。意大利的不交战，使得法国方面能把这些军队调走一些，但是意大利在1940年4月和5月间走向交战前的状态，以及盟国随之而需要保留一些军舰，尤其是用于地中海的驱逐舰，据说曾经起了作用，使英国决定不攻打特隆赫姆峡湾，也使盟国决定撤离纳尔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