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不同的看法。

德国人的心理不象波兰人那样简单，因为德国的中产阶级将会同西欧和北的中产阶级一样受到损失。可是，事实将证明，德国人比英国人或法国人容易被推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尽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给所有的德国人带来了残杀、战败、失望、幻想的破灭、受耻辱和丧失领土等痛苦的经历，而且对德国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甚至后来还遭受了更大的苦难——通货膨胀造成的破产。可是，结果呢，德国人竟然愿意让一个疯狂的**者去决定他们的命运，这个**者自己确信，德国将在1939年实现征服全世界的目标，在1914年时，德国曾为了想实现这一目标，结果遭到惨败。在三十年代里，德国人与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在不愿再打仗这一上，程度是有差别的。这一对希特勒的打算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巧妙地准备发动一次势不可当的闪电战的时候，希特勒意识到德国人在作战能力方面胜过西方的邻国，因此确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他的前辈在1914年到1918年间未获成功的事业。

固然，在1919年和平解决争端时，英国成为国际联盟盟约的缔约国，确实承担了一新型的义务，其范围不仅涉及欧洲，而且还涉及全世界。固然，当国不愿接受这个盟约，从而使该盟约失去效用时，英国也没有宣布在盟约上的签字作废。可是，这并不能说明英国意志决和勇敢大胆，而是可以说明，英国没有对它所承担的盟约义务记在心上。或许，那些还想到有过这么一个盟约的英国人中，大多数都把它看作是一学究气的习

例如，波兰人虽然在1830年和1863年两次武装起义失败，遭受了苦难，但他们并未被吓倒，仍然希望再发生战争，视为可能谋得政治上解放的一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当然地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代价是大分国土(居民大分是波兰人)遭受蹂躏，他们没有因此显得审慎克制，没有象丹麦人那样，直到此时仍然记取五十多年前一场较小的灾难作为教训而审慎克制。无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解决争端时，还是此后在第五次瓜分，从而再一次从政治地图中消失以前的任何时候，波兰人在决定政策时，从未考虑到在当时不采取什么行动，才能避免最终被卷另一场战争。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内，波兰人自始至终甘愿使国家遭受一场严重的灾难。趁着一时有利的形势，持要从德国和俄国收回尽可能多的失地。1919-1920年间，英国劝告他们不听，在同俄国谈判时，他们的领土要求只能限于“寇松线”之内，把波兰人在居民中占多数的地区同波兰人仅仅在那里散居的地区划分开来。劝告他们不能与俄国和德国同时结怨成为死敌。对于这样的论，波兰人置若罔闻，丝毫不为所动。他们之所以采取这鼠目寸光、自取灭亡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想象不有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长期的战争和反复的灾难并不是自然界秩序的一个组成分。波兰人想当然地认为，不他们冒失鲁莽也罢，谨慎小心也罢，他们总是会不断地被卷战争的；而且，如果他们有那样的远见，看到有可能发生象过去那样的战败和瓜分，那么他们也可以回顾往事，充满信心，认为既然过去能够在黑暗中重见光明，将来也会如此。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心理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很不相同的；因为从1918年11月到1940年4月，英国人的理想是要保持一“正常状态”——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英国人认为，这“正常状态”的标准，就是联合王国的中产阶级在1815年到1914年这一百年问曾经过惯了的那比较幸福的生活状况。如果说，英国中产阶级在这一百年间的生活状况已经使上帝满意地称他们为“文明人”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定被看作是一场可怕的灾难，犹如1902年佩莱火山爆发使提尼克岛上的圣埃尔城遭到毁灭，或者象1912年“泰坦尼克”号船冰山而沉没那样。在为将来制订计划时，不必预期，因此也不必考虑到这惨剧会重演。只要任何这样的计划是可以实行或值得想望的，英国就应该打算恢复和保持不受欧洲大陆的混所扰的“正常的”幸福生活，象在1848年随后又在1864年到1871年间非常突地享有的那生活。这就意味着，英国要恢复它的“正常的”政策，即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既不承担义务，也不行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