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部分就是交通。而火车又占据最重要的分量。所以钱还是要借的。”

“斩哥，我不是说不能借款。但是把钱交到盛宣怀手上，我实在是不放心，这人表里不一，贪婪成性。一旦统筹此事，定然会中饱私囊，表面上惠及百姓，实际上残民以肥。”

几天之后，清政府布了对铁路干线国有的具体措施，证实了李岱青的猜测。清政府要实现铁路路权国有的目的，就必须从商办铁路公司手中赎回原属于商办公司股民的股票。然而，由于各省的情况并不相同。清政府采取的办法也因而有所区别。

从政府拟定的办法来看，湖北湖南所受待遇最优，广东次之，四川最下。清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区别对待的态度，乃是因为它认为，各省商办公司的股票，由于亏损情况有所不同，因而其实际价值并不相同。由于湖南、湖北商办铁路公司的股票亏损数并不太大。

因此，清政府对湖南、湖北两省所采耳得的办法，是以国家保利股票。按两省商办铁路公司股票的票面价额。来换取商民手中持有的这些商办铁路股票。至于广东，由于公司股票实际亏损过多，其真实价值不及票面价额的五成，清政府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从优给六成的国家保利股票，其余四成，给国家无利股票。清政府认为，对于处于破产边缘的广东商办公司的股民来说，政府的这一赎买方案无疑还是大为有利的。

一位外国研究者曾就此一作法指出。“鉴于情况的复杂，以及每一个铁路公司实际上已经破产的事实。政府的建议看来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宽宏大量的。”

然而，政府对四”的解决办法则是。仅仅换回实际上用于铁路建设的股款，而并不换回全部股款。四川铁路公司总共募集了比口万两的股款。据估算，其中的一半，即大约殉万两，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而其余的另一半，即心万两中。几乎有一半是由于该公司的一位经理施典章，在从事上海的墨西哥的橡胶股票投机时亏空净尽。旧因此，政府只同意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次。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至于被施典章挪用到上海钱庄去从事投机而全部亏空的３四万元。则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对此负责。盛宣怀明确指出，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概。来弥补四”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消息传来，川汉铁路公司为之哗然，董事长蒲殿俊召开董事大会，商量如何应对。

在京的资政院川籍议员萧湘主张面对现实，既然商办铁路实际上已经破产，此路行不通已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尤其在政府已经明确广告示取消各商办公司向老百姓摊派的租股之后，民间势必不再认购租股，而租股本来就是本公司股金的主要来源。既然连这种租股来源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募股有名无实，全不可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