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八国联军结束时，所订的和约，并未规定对法赔款须依金佛郎计算，而且法国的币制为卢金本位，本无金佛郎其物，而欧战以后，法国佛郎大跌，照现值计算，中国只须往年一半的银两，即足清偿法国应收的赔款，所以用金佛郎计算，连小学生都知道中国会吃大亏，所以国会及工商界纷纷表示反对。

但法国所下的钓饵，对当时军政界的要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民国二年创立，法方出资三分之二；中国出资三分之一而合办的中法实业银行，吸收军政要人的存款甚多，而该行因投机失败，于民国十年倒闭，存户血本无归；如果能够复业，法国以部分庚子赔款，担保发行一种五厘美金债票，换回存户的空头债权凭证，实不大妙。加以主事者对条约不大明了，受法方及奔走者的蒙蔽，自落陷阱，交涉非常棘手；但国会及社会反对的声狼，非常强烈，以致两年来一直悬而未决。

及至王克敏当了孙内阁的财政总长，积极谋求此案的通过，原因有二：第一、他在民国六年第一次担任王士珍内阁的财政总长时，自兼中国银行、中法实业银行的总裁，当然希望中法能够复业。

第二是庚子赔款向由海关就所收税款，直接拨付各国，余款方交中国政府；这笔公款称为“国余”向为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自金佛郎案发生后，法国公使傅乐猷策动辛丑和约签字国，函请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扣留“关余”不发，为数已有一千多万元，王克敏希望金佛郎案解决后，便可取得这笔关余，以解燃眉之急。

但是，如照法国的要求，中国至少要损失六千万元；以将来的“关余”六千万换眼前的现款一千余万，无异饮鸩止渴，所以孙宝琦坚决不同意。

最后，像王承斌跟王维城一样，孙、王二人都提出了辞呈。曹锟必须有所抉择，大感为难。

为了争取支持，孙宝琦特请浙江同乡餐叙，被邀的杭州人有代理过国务总理的汪大燮、当过教育总长的汤尔和黄郛；此外有徐世昌的内阁总理、嘉善籍的钱能训、袁世凯时代的司法总长、湖州的章宗祥；浙东有安福系大将、曾任财政总长的镇海李思浩、汪大燮的外交总长，奉化工正廷，以及两个绍兴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现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与梁士诒内阁的财政总长张弧。这些人都是随时可以去见大总统曹锟，陈述时事意见的。

孙宝琦的说法是，应以乡誉为重，如果接受了法国的要求，国库损失五、六千万“在浙江人当总理；又是浙江人当财政总长的内阁中，办了这件案子，我们浙江人要给天下骂死了！”他提出希望：“我想请大家劝劝王叔鲁，不要冒这个天下的大不韪。”

大家都以为然，惟独张弧默不作声，此人字岱杉，以盐务起家，与王克敏臭味相投，同以豪赌闻名于北京政界。孙宝琦见他不开口，便指名相询。”

“岱杉，你以为如何？”

“慕老，”孙宝琦字慕韩；张弧这样劝他：“你不要辞！大家都是同乡，你同叙鲁更是两代的交情，有话尽管慢慢商量。”

“商量过好几次，商量不通，为之奈何？”

“真是为之奈何！”张弧在心里说：“我看你是自讨没趣。”

原来张弧深知王克敏得力于“贤内助”——小阿凤；与孙宝琦之争，会占上风。这天小阿凤本约了张弧陪李彦青去打牌；只以孙宝琦邀宴，不能不到，派他的姨太太，也是出身青楼的湘云老四作了代表。

牌局本来还约了潘复，他是山东济宁人，字馨航，署理过财政总长，是个纨绔政客；亦是王克敏与张弧的赌友。这天临时有急事不能来；三缺一的局面，一时又找不到牌搭子，李彦青便说：“三嫂凑一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