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子，袭封和硕亲王，此时尚无称号，至顺治八年二月始加号为"巽亲王"。

迨薄暮设奠时，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欲共议摄政王祭奠事，英王以多尼王不至，随于摄政王帐前系马处，乘马策鞭而去。端重王独留，即以此事白之端重王，端重王曰："尔等防之，回家后再议。"又摄政王丧之次日，英王…又言摄政王曾向伊言："抚养多尔博，予甚悔之。且取劳亲入正白旗，王知之乎？"郑亲王答曰："不知。"又言"两旗大臣甚称劳亲之贤"。此言乃郑亲王告之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者。又谓端重王曰："原令尔等三人理事，今何不议一摄政之人？"又遣穆哈达至端重王处言："曾遣人至亲王满达海所，王已从我言，今尔应为国政，可速议之。"此言乃端重王告之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者。

按：此段叙英王阿济格思夺权的计划，情事如见；原拟俟多尼至后，挟多尼以号令两白旗。多尼不至，遂即离去；根本无意议祭奠多尔衮事。至于对济尔哈朗的话，意谓多尔衮生前悔以多尔博为子，而取劳亲入正白旗。此真是俗语所说的自说自话了。

"端重王"者端重亲王博洛，为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第三子，以附多尔衮得封王，与敬谨亲王尼堪及代善之子满达海并为多尔衮所亲信，于顺治七年二月由多尔衮授权，处理日常政务。阿济格思利用博洛的手段，实在幼稚之至。

至石门之日，郑亲王见英王佩有小刀，谓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等曰："英王有佩刀，上来迎丧，似此举动叵测，不可不防。"是日，劳亲王率人役约四百名，将至，英王在后见之，重张旗纛，分为两队，前并丧车而行。及摄政王丧车既停，劳亲王居右坐，英王居左坐，其举动甚悖乱。于是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阿尔津，集四旗大臣尽发其事。诸王遂拨派兵役，监英王至京。

据孟心史注，此"四旗"当是两白两蓝，其说后详。

阿济格被逮至京，原可不死，"自作孽"则"不可活"，《清史列传》：

至京，鞫实，议削爵幽禁，降为贝子。闰二月以初议罪尚轻，下诸王大臣再议，移系别室，籍其家，子劳亲等皆黜宗室。三月，阿济格于狱中私藏兵器，事觉，诸王大臣复议：阿济格前犯重罪，皇上从宽免死，复加恩养，给三百妇女役使，及童仆、牲畜、金银、什物，乃仍起乱心，藏刀四口，欲暗掘地道，与其子及心腹人，约期出狱，罪何可贷？应裁减一切，止给妇女十口，及随身服用，余均追出，取入官。十月，监者复告阿济格谋于狱中举火。于是论死，赐自尽，爵除。

按：劳亲，《清史稿》写作楼亲，亦赐自尽。未几，多尔衮近侍苏克萨哈、詹岱卖主求荣，出首告多尔衮"逆谋"，皆郑亲王济尔哈朗所主持。阿济格原可有所作为，而鲁莽灭裂，自速其败，心史先生在《八旗制度考实》中有一段论评，极其警辟，录如下：

阿济格与多尔衮相较，明昧相距太远。清初以多尔衮入关，即是天佑。至天下稍定，八固山之不能集权中央，又不无因摄政之故。冲主与强藩，形成离立；若英王亦有睿王意识，当睿王之丧，奔赴急难，扶植两白旗，为两旗之人所倚赖，则袭摄政之威、挟三旗(两白正蓝)之力，中立之两红旗不致立异(按：正红满达海；镶红罗洛浑为岳托之子)，怀忿之镶蓝旗不敢寻仇(按：指济尔哈朗为多尔衮排挤成仇)，世祖虽欲收权，尚恐大费周折。乃又英王自效驱除，郑王乘机报复，先散四旗之互助，再挟天子以临之，英王既除，睿豫两王仅有藐孤，登时得祸。一举而定四旗，大权悉归皇室，此所谓天相之矣！

多尔衮自追尊为"义宗成皇帝"至"追诏其罪"，不过一个月的辰光。他所得的罪过是"削爵"、"黜宗室籍"、"财产入官"、"其嗣子多尔博给倍亲王多尼"。所谓"黜宗室籍"，即由"黄带子"变为"红带子"，若非后来复封，则官文书上的记载，应为"觉罗多尔衮"；嗣子多尔博本为多铎幼子，"给倍亲王多尼"亦即归宗，由其胞兄抚养，后来恩封多罗贝勒，则为推其生父之恩，与多尔衮无关。

细考史籍，顺康之间对多尔衮的处置，比见诸上谕者要严厉得多；即以上述四款处分而言，最重的是令多尔博归宗，乃绝多尔衮之后。据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上谕："今其后嗣废绝，而茔域之在东直门外者，岁久益就榛芜，亦堪悯恻，着交内务府派员往视缮葺，仍为量植松楸，并准其近支王公等，以时祭扫。"可知自顺治八年至乾隆三十七年这一百二十年间，多尔衮的近支亲属去扫他的墓都是不准的。康熙仁厚，每不念旧恶而喜与人为善，独于多尔衮深恶痛绝，略无矜恤之意，可知其隐痛所在。

走笔至此，回头再说"太后下嫁"。据《清列朝后妃传稿》，在世祖即位后，对孝端的记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