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善、中允都是六品，正合编检升任，因此编检翰林院，而仍任清秘之职，称为"开坊"。当翰林"留馆"、"开坊"是两大关；但开坊以后，升至从五品的詹事府司经局洗，又是一大关，因为洗应升的官职为五品左右庶、通政使参议、光禄寺少卿等，照吏的则例，竞争者极多，而洗往往落空，故有"一洗凡万古空"之号。而翰林一当到庶，则路甚宽，熬到这一地步，亦有一句成语形容，名为"九转丹成"。转者，吏授官"六班"中的"转班"之"转"。翰林开坊，由右转左，升一级再由右转左，如此转来转去，转够了年资，自然脱颖而，故名为"九转丹成"。

又不久，正式补为

杜翰只当了一个月的右坊右庶，官符如火，又升迁了，而且这一升比由检讨升右庶更为惊人——一跃而为卿贰，是升为内阁学士兼礼侍郎衔，同时被派了三个差使：一是"办理巡防事宜"；二是"稽察中书科事务"；三是"文渊阁直阁"。第三个差使，使他成为内阁的实际负责人，因为协办大学士必在，或在军机，不到内阁；大学士多在家颐养，无事不到内阁；内阁日常事务，多由"直阁"的内阁学士理。

首先，以检讨放学政，便是异数。学政为"差使"，三年差满，回京复命，应该仍回本职。杜翰光二十九年放湖北学政，当咸丰二年七月丁忧，亦正是差满之时。但丁忧守制，照例二十七个月方为"服阕"，而杜翰只守了一年的制，是由于其时匪氛方炽，以"墨绖从军"之例，如曾国藩便依此例"夺情"，奉旨领团练赴湘北剿贼。杜翰于咸丰三年十一月补右坊右庶，这是早在杜受田病殁时，恩诏中便许下的诺言。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跃而为正五品詹事府的庶，不止连升三级，是连升五级。

翰林为清贵之职，如果始终为文学侍从之臣，则自庶吉士"留馆"，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至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可决其必将大用。但在翰林院的官职上，除状元特授"修撰"为正六品以外，编检皆为七品，再上面便是从四品的"侍读"、"侍讲"，七品何能一升便到四品？是故编检至相当年资，一定要翰林院，其路有三：一是外放知府；二是转"科"成为言官；三仍是翰林，但必须转至詹事府。

詹事府为东官属，清朝自康熙以后，既不立储，詹事府便成赘疣；而所以保存者，即是为了翰林升迁必须有此人事上的渠之故。

。但协办升大学士容易，而尚书升协办较难，理很简单：大学士缺多，协办缺少。通常在尚书这个阶段，回翔盘旋，总须十年八年之久，到得调任吏尚书，方取得升协办大学士的资格。杜受田于光二十四年由侍郎升左都，同年十二月升工尚书，其间因故"夺俸二年"，不计年资；至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实际年资不足五年，且由刑尚晋升，皆非寻常。

"京堂"虽可作"京官中的堂官"解释，但仅限于三品至五品，亦即"六九卿"的"九卿"，如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通政使、詹事府、国监等衙门的堂官。至于二品、三品的京官，又特成一个阶级，称为"卿贰"，"卿"是指大理寺正卿等三品京堂，"贰"是侍郎。位至卿贰，即意味着即将政治上的领导阶层了。

詹事府下设左右坊，其职属有左右赞善，再上左右中允，再上左右庶，庶之上，便是詹事府的"堂官"，称为正詹事、少詹事，简称正詹、少詹。

京官一到五品，便有"京堂"资格。"堂"者"堂官"，现在的说法便是"首长"。京中各院的官员，通归为两类：一类是"堂官"，包括正副首长在内，如各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共六人，即称为"满汉六堂"；以下郎中、员外、主事等，通称为"司官"，因六皆分司之故。

咸丰二年四月，杜受田奉命偕恭王的老丈人、福州将军桂良理江苏、山东灾以后的河工、漕运等事宜，殁于清江浦，文宗震悼，朱批遗疏云："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懔承大宝，方冀赞让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遣词用字，别情。至于恤典之优隆，远轶常规。以协办照大学士例赐恤，自不足为奇；祀贤良祠，亦不算例外；赠太师、谥文正，则非同等闲。更有一事，在汉大臣可谓异数，即灵柩准京城治丧。

当杜受田病殁时，杜翮年近九旬，犹住京邸，文宗为这位"太老师"设想，亦无微不至。当时杜受田长杜翰，方任湖北学政；应该由在京的次杜堮至清江浦迎灵，顾念杜堮须在京侍奉祖父，特命杜翰扶柩回京。对杜堮则赏加礼尚书衔，以为藉；其后更赏全俸。杜受田的三个孙，均钦赐举人，准予一会试。杜翰在光二十九年以检讨放湖北学政，本是宣宗对杜受田的酬庸；及至丁忧服阕、补官升官的经历，在有清一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照正常的升迁程序，就算一帆风顺，毫无顿挫，自检讨至庶，至少要越过了从六品赞善、正六品中允、从五品洗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起码要十年的工夫。

杜受田是山东滨州人，其时因洪杨之，迎养老父，住在京师，所以杜受田灵柩须移京治丧。过去遇有此情况，都是在城外找寺院停灵开吊，从无灵柩京城之例。至于谥文正，上谕谓援嘉庆年间大学士朱珪之例——朱珪亦为帝师，当和珅用事时，仁宗亦颇受威胁，朱珪多方卫护，情事与杜受田相类。但经朱、杜二人创下例，以后凡为帝师，皆有谥文正的可能。李鸿藻以为同治启蒙，得谥文正，犹有可说；至孙家鼐亦谥文正，则末世名必滥，不足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