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是以先令计算，折付银圆；这种银圆，一向在东南各省通用，称之为“烂番银”西北向不通用，所以仍旧须借以两为单位的现银。

但先令的市价，根据伦敦挂牌，早晚不同；到时候如果汇价上涨，胡雪岩便要吃赔帐，所以接洽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先令”这要承担相当风险，泰来洋行得息二厘五，并不为多。

左宗棠表示，此案“首尾本属一贯”只是前次“未经声叙明析”又力言胡雪岩“息借洋款，实无别故”很显然的，这是左宗棠硬顶下来的，朝廷不能不买他的老面子；左宗棠心里却觉得很不是味道，从此对胡雪岩的信用便打了一个折扣，可是却不能不用胡雪岩。

胡雪岩当然亦想力盖前愆，于是而有借商款的办法，这年——光绪三年年底，左宗棠写给胡雪岩的复信说：“今岁饷事，拮据殊常，非枢邸严催协饷，筹部款，大局已不可问。洋款枝节横生，非阁下苦心孤诣，竭力维持，无从说起。“现在年关满饷，仍待洋款头批速到，始够支销，除清还鄂欠外，尚须匀拨陕赈及甘属灾黎，所余洋款，除清还沪局借款外，核计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后又不知何以为计？尊意以为兵事可慰，饷事则殊可忧，不得不先一年预为之地，洵切实确凿之论，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阁下已代为计之，非设身处地，通盘熟筹，不能道其只字，万里同心，不言而喻。”

原来胡雪岩早替左宗棠算过了，年底本应发饷；陕甘两省旱灾要赈济，再还了湖北、上海两处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间，便又是青黄不接的时期了。借款筹饷要早一年便须着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国家的责任，虽说由各省协饷，但灾荒连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协饷，无法归还欠款，仍须政府设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气，自己亦不大愿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说过“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还罢了。洋人赚了我们重利，还要多方挑剔，实在不甘。”同时又一再表示“何必海关及各省出票？倒象是各省替陕甘来还债；其实还的还是陕甘应得的协饷。我主持西征，筹饷我有全权；协饷不到，先借款子来接济，这就是所谓调度。商人如果相信陕甘相信我，由陕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劳动总署？”

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借商款的办法，往返磋商定议，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另由汇丰“认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合并三百五十万，组识一个乾泰公司负责借出。照左宗棠的计算，在七年之中，陕甘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十万以上，除还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万之多，所以借几百万商款，一定能够清偿；但协饷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来一个“机圆法话”的要求，第一，不出关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还，亦可以迟还；第三，有钱还钱、无钱暂欠，利息照算，不必定为几个月一期。

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胡雪岩只能替他办到不出关票，此外年限定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当然借商款亦须奏准；左宗棠于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个月以后奉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次故念左宗棠筹办各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

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致贻后累。”所谓“京饷”即是在京的各项开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给、八旗士兵的饷项，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宫内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开支的“交进银”在内，是最重要的一笔预算，由于左宗棠动辄借款之累，连京饷都“无从筹措”这话说得很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