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苦。于是杨士骧正好推荐李德顺，经过吕海寰同意后，奏请派为津浦路北段总办。

于是，李德顺上恃直督，外结客卿，尽夺吕海寰的权柄，不但经费收支一手把持，甚至吕海寰下条子派的人，亦未必能为李德顺接受。至于工程，则自征收民地到购料雇工，营私舞弊，无所不用其极，而最不能令人忍受的是，蓄意媚外，几不知有国家二字。本来在盛宣怀当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时，只要借款到手，不惜以路权拱手让人，梁士诒代之而起，全力相争，大为改观。所以津浦路借款，除了南北两段各用英德总工程师各一人以外，别无束缚，而李德顺则不但公款存在德华银行，巧立名目如副工程师、书记、医官之类，用了六十几名无事可做、坐领干薪的德国人。最后，打算将津浦路天津总站设在城南南关地方，可把“天津卫的哥们”惹火了！

天津华商的市面，都在城东城北，铁路总站既对繁华地方有极大的作用，理应设在水陆均便的河北。而南关地方，洼下不毛，且距运河不近，同时津浦路接京奉路入京，而新车站在河北，如由北绕西而南，转车亦不方便。所以勘定在新车站迤西辛庄地方，设置总站，且已破土。此为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任内，力拒德的要求，一手主持的结果。及至袁世凯被逐，李德顺推翻原议，弃北就南，说穿了，无非既以媚外，亦以营私而已。

原来南关以东，便是各国租界，德国且已提出要求，在德租界傍海河另设一站，果然如此，德租界立刻就会成为水陆要冲，尽夺华商之利。

至于李德顺的营私，手段甚巧亦甚拙，他是跟一个姓曹的，合设了一家公司，在南关预定建作总站之处，以极贱的价钱，收买了大批土地，但呈报农工商部注册，报的是每亩六百五十两，将来征购，自然照此给价。一转手之间，估计可以有五十万银子的暴利，但所谋如果不成，则此一大片闹水的洼地，就更难脱手了。

这一来，天津与直隶的士绅大哗。及至高润生发难，朝旨派直隶彻查，杨士骧正在设法为他洗刷之际，直隶全省士绅，大动公愤，在天津集会，认为津浦路的工款，虽借英德外债，但一部分是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在食盐上加价而来，所以津浦路是国家的铁路，但亦是四省百姓的铁路，不容李德顺随便盗卖主权、侵吞肥己，决定调查他的弊端，预备“京控”

杨士骧看众怒难犯，答应将总站仍旧移回辛庄。但公愤未平，加以新派的津浦路帮办大臣孙宝琦，亦主张严办，而所有的报纸，一致抨击，使得杨士骧又急又气。四月二十八那天，将李德顺找了来，痛骂一顿，余怒未息，随即赶到新车站去迎接钦差。

钦差是法部尚书戴鸿慈，奉派为答谢俄国遣使来吊国丧的专使，由京出国，经过天津。照规制，凡钦差过境，督抚要“请圣安”仪制是在钦差入境的接官亭中，陈设香案，等钦差在香案后面东首站定，督抚便率省城文武，朝香案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称名请安，钦差代皇帝答一句：“朕安！”如果是朝廷倚为柱石督抚，恩礼特优，便再加一句：“卿安？”不待回答，仪式便算结束。

有了火车，请圣安当然是在车站。列车开到，司机的技术很高明，车停稳了，钦差花车的出入口，恰好对正铺在月台上的红地毯。戴鸿慈神情肃穆地下车站好，杨士骧便领头行礼，口中说道：“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杨士骧，率领属下，恭请圣安！”

“安”字还不曾出口，人不对了，但见手足牵动，口眼俱斜，一头栽在红地毯上。当即有人惊惶的喊道：“不好了！大帅中风了！”

于是一阵大乱，钦差亦就无人招呼，赶紧将杨士骧送回衙门，由卫生局总办屈庭桂，延请德、法医生各一会诊，性命暂时保住了，但身子瘫痪，神智不清，而且哭笑无常。于是驻保定的藩司崔永安，连夜赶到天津来照料，杨士琦亦由京里赶来探望，同行的还有袁克定，是来“观变”的。

杨士骧的病不好亦不坏，但纵能保得住命，亦是带病延年，直督非开缺不可，因而自问资格够直督之任的，无不大肆活动，尤其是山东巡抚袁树勋，据说派他的儿子带四十万银子进京在钻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