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静的尊谥，那时加了一个‘成’字以外，还改了一个字。”张之洞说：“原来是‘弼天辅圣’辅者辅助，有保母之意，有人跟恭王献议，要改为安抚的抚。这样一来，孝静的身分，就大不相同了！文宗亦确为孝静所抚养，不悖事实，这个字实在改得好！由此可见，议谥的学问大得很，你们好好推敲吧！”

交代完了，与孙家鼐相偕离座，接着，世续、鹿传霖与陆润庠等人，亦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议谥是内阁的公事，但礼部尚书总司其成，所以溥良接替张之洞主持其事，聚讼纷纭，只拟定了两个字“兴圣”实际还只是一个“兴”字“天”字上面那个字，尚无着落。

好在上尊谥为时尚早，尽不妨从容商议。而有两件事，却必得早早定夺，一是登极之期，二是摄政王的礼节。

登极要选吉期，钦天监具奏：“十一月初九日辛卯，午初初刻举行登极颁诏巨典，上上大吉。”由礼部照例预备，并无困难，难的是摄政王的礼节。

清朝有过摄政王。但那是件很不愉快的事，时隔两百余年，犹有讳言之势。因为顺治初年关于摄政王多尔衮跋扈不臣的传说甚多，甚至还牵涉到孝庄太后。“太后下嫁”虽已证明并无其事。但盛年的孝庄太后“春花秋月，悄然不怡”却未尽子虚，多尔衮常到“皇宫内院”更见之于煌煌上谕，说起来总是丑闻，不提为妙。

就因为有多尔衮前车之鉴，所以议摄政王的礼节，有两个难题，一个是载沣的身分，究竟是无形中的太上皇，还是皇帝的化身？

在顺治初年，皇帝称摄政王为“皇父”上谕之外，另有“摄政王谕”都是无形中太上皇的身分。而且多尔衮与世祖是叔侄，载沣与“今上”却是嫡亲的父子，倘或制礼不周，载沣比多尔衮更容易成为太上皇。

因此，大学堂监督刘廷琛一马当先，第一个上条陈，开宗明义就说，监国摄政王的礼节“首重表明代皇上主持国政，自足以别嫌疑、定犹豫”后面又解释“代朕主持国政”一语“是监国摄政王所办之事，即皇上之事，所发之言，即皇上之言。应请自纶音外，监国摄政王别无命令逮下，内外臣工自章奏外，不得另有启请。”

这个说法，变成摄政王就是皇帝，二合为一，看起来权柄极大，但比皇帝是皇帝、摄政王是摄政王，一分为二的流弊要少得多。因为皇帝上有太后，下有军机大臣，并不能任性妄为，臣下亦不得别开乱政之路。所以刘廷琛的这个看法，很快地为大家所接受了。

可是，另一看法，却颇有疑问。他说：“顺治初摄政王以信符奏请不便，收藏邸第，其时办事，盖多在府中。今按：国事朝旨，岂可于私邸行之？惟一日万几，监国摄政王代皇上裁定，若每日入值，不惟力不给、势不便，且体制不肃，非所以尊朝廷，机要不秘，亦恐或滋流弊。皇上冲龄典学，尤赖随时护视，以端圣蒙。应请择视事偏殿近处，为监国摄政王居处之所，俟皇上亲政时，仍出居邸第。臣尝恭考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论旁支承大统者，可迎本生父母奉养宫禁，是天子本生父母，权住宫禁，高宗不以为嫌。祖训煌煌，正可为今日议礼之据。监国摄政王奉遗命代皇上行政，尤无所谓嫌也。”

他的条陈共是四条，前三条都说得很好，最后这一条却坏了。太后得知其事，很不高兴，将载沣找了去问道：“有人主张让你们夫妇搬进宫来住。有这话没有？”

“有的。”载沣答说：“是大学堂的监督刘廷琛，他说，是高宗这么说过的。”

“拿他的原折子来我看！”

载沣答应着退了下来，立刻将原折子送到慈宁宫，太后尚无表示，小德张在旁边指手画脚地说“那好！醇王福晋一搬进来，那就跟老佛爷一样了！本来嘛，‘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醇王抓权，大家自然把醇王福晋捧得跟凤凰似的了！”

太后一听，勃然色变。她本来只是在考虑叔嫂之嫌，如今小德张一提醒，再不必考虑，立刻又传懿旨：“召摄政王面请大事！”

慈宁宫地方很大，太后又住在偏西，从军机去走个来回，很费气力。载沣喘息未定，忽又奉召，颇有疲于奔命之苦。心里在想：刘廷琛的话不错！应该住到宫里来，才可以少受些累。

因此，当太后发问，所谓“‘应请择视事偏殿近处，为摄政王居处之所”应该是在那一处？载沣竟真去寻思了。

这一来，太后更为恼怒，因为载沣如果没有住进宫来的意思，一句话就可以回答：那一处也不合适。刘廷琛的主意行不通。不是如此回答，便见得他是真的在考虑，应该住那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