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的嚣张跋扈，便上了一道奏折，数他平时的不是以外指责他事危潜逃无踪，请朝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以班禅代摄。

这一下，达赖对班禅便是旧恨加上新仇了。旧恨是在两年以前，班禅到拉萨朝拜达赖，随从疏忽，击鼓而过布达拉宫，达赖以为布鼓师门是大不敬，罚他藏银三十称。师弟之间，就此有了嫌隙，加以英国人从中煽动，彼此仇怨日深。

不过，这一次班禅却很顾师门的义气，具奏力辞，无奈除他以外，别无人可以权摄达赖的位号，亦就只好勉为其难。

至于达赖，最初是逃到库伦，意在投俄。只是蒙古的喇嘛领袖，法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极受爱戴，而达赖跟他不能和睦相处，便难以存身了。库伦办事大臣深感为难，奏闻朝廷，下诏西宁办事大臣迎护至西宁。

西宁在青海，是宗喀巴的降生之地，最大的一座寺名为塔尔寺，达赖到了西宁，自然卓锡在此。但就象在库伦那样，达赖与居停不和，积渐而至于势同水火。

原来蒙古青海，除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外，另有勒封的八大呼图克图，以章嘉呼图克图为首，位居第四的名为阿嘉呼图克图，主持塔尔寺。达赖寄人篱下而犹颐指气使，阿嘉呼图克图自然不服。

于是陕甘总督升允上奏，说达赖性情贪吝，久驻思归，请示应否准其回藏？朝廷因为英军侵藏以后，强迫噶尔丹寺的噶布伦订立丧权失地的条约，正派唐绍仪在印度与英国代表交涉改订，此时自不宜放达赖回去，指示俟“藏事大定”再议。

同时，将阿嘉呼图克图调回京里去管喇嘛。这样调停，本可勉强无事，不料又爆发了两活佛斗法的轩然大波。据说，达赖与阿嘉呼图克图积不相容，彼此都想用法术制对方于死命。

此本是红教所盛行的邪道，但黄教的喇嘛，亦偶一为之，当然，有无效验不得而知。巧的是，达赖这一次行法，似乎真的有效，年未五十的阿嘉呼图克图，一场小病，竟然不治。塔尔寺的喇嘛知道两人有斗法之事，认定阿嘉呼图克图死于达赖之手，多方搜寻，找到了埋在泥土中的土偶等物，自是达赖用来咒魇阿嘉呼图克图的铁证。因而群情愤慨，一直闹到驻藏办事大臣那里。

派人询问达赖，他承认土偶是他所埋，但否认是在跟阿嘉呼图克图斗法，指出依照黄教仪典，这是感谢大皇帝恩惠的一种仪式。查证经典，果如所言。于是斗法一事，成为无可究诘的悬疑，不过，达赖在西宁可是存身不住了。当时的理藩院便安排他入雁门关，移床山西五台山，一住已经三年。

其时由于唐绍仪等人与英国不断的交涉，终于改订了条约，对原由西藏自己被迫订约所丧失的利权，挽回了许多，而赵尔巽的胞弟尔丰，受任川滇边务大臣，锐意经营康藏，改土归流，屯垦练兵，虽然不断遭遇阻力，但西藏的面目却在改变，使得达赖大为不安。一方面怕朝廷真个统治了西藏，一方面又怕班禅的地位势力凌驾而上，变成大权旁落。

因此，他决定自请入觐。以为这一下占了班禅的先着，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在京也可以看看风色，相机活动，早遂重回拉萨之愿。

不想好事多磨，磨得达赖意兴阑珊，如今又听赵尔丰在西藏有此诸般恶行，自然要看看再说。不久，朝命派成都将军马亮查办，初步处置总算公平的。复经山西巡抚力劝，毕竟还是启程了。

一入直隶境界，朝廷特派大员赴保定迎接，这一下，地方官不能不特加尊礼，百姓亦就刮目相看，道路争传：“西藏活佛来了！看一眼都是福气！”于是所到之处，驻锡名刹，香花供养，警护森严，这在达赖却是颇足以为慰的事。

一到京，就更气派了，京里的喇嘛很不少，也没有几个人瞻礼过达赖，此时欢欣鼓舞，脸上象飞了金似的，昼夜不断，聚集在他所安座的黄寺，王公亲贵，皆来致礼，更是少有的荣耀。每一出行，前呼后拥，身后追随着无数黄衣喇嘛，轰动九城，倾巷来观，使达赖更觉得权势之可贵可恋。

但，令人不怡之事，很快地来了。理藩部负责为他们的堂官照料达赖的一个司官，名叫罗西木桑，是蒙古人，但在西藏多年，能言善道，只是有点不大懂交情，商谈觐见礼节时，毫不放松。

“要我行跪拜礼办不到。”达赖一口拒绝。

“这是按成例行事。”罗西木桑说：“决无不敬大师之意。”

“成例不足凭！而且那是班禅自贬身分！”

他说得这话，罗西木桑自然知道。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无论达赖或班禅见驾皆不行跪拜之礼，直到乾隆年间，有一次班禅在热河行宫觐见，自请依臣子之礼，从此就成了例规。

“大师的话，窃所不喻。”罗西木桑答说：“达赖、班禅世为师弟，原为一体。再说两大师化身转世，所以今天弟子所见的大师，就是乾嘉以来的各位大师，何以从前可循例行事，而此刻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