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各项差使。愿此后闭门思过，得长享光天化日之优容，倘他时晚盖前愆，或尚有坠露轻尘之报称。”

果然写得好！瞿鸿玑暗暗赞许，但却不便表示意见，只说：“亲贵大臣的进退出处，向来非臣下所敢妄议，请皇太后、皇上裁夺。”

“这个折子写得很恳切。”慈禧太后问道：“奕劻，你的意思怎么样？”

奕劻唯有免冠碰头，用惶恐的声音答说：“奴才的儿子不肖，负皇太后、皇上的栽培，其罪该死。这个折子，亦是出于悔过的愚诚，请皇太后、皇上俯准所请，奴才亦同感成全的恩德。”

“既然这么说，我可不能不准奏了。”慈禧太后又说：“载振人很聪明，好好多念两年书，将来不怕没有重用的时候，写旨来看吧！”

于是，军机用“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的格式，写下一道上谕：

“载振奏沥陈下悃恳请开去各项差缺一折，载振自在内廷当差以来，素称谨慎。朝廷以其才识稳练，特简商部尚书，并补授御前大臣；兹据奏陈请开去差缺，情词恳挚，出于至诚。并据庆亲王奕劻面奏，再三吁恳，具见谦恭抑畏之忱，不得不勉如所请。载振着准其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缺及一切差使，以示曲体。现在时事多艰，载振年富力强，正当力图报效，仍应随时留心政治，以资驱策，有厚望焉！”

这两道上谕，连同载振的原奏，经由宫门抄与新闻纸传布京内京外，顿时成为茶坊酒肆无人不谈的话题，谈奕劻父子，谈杨翠喜，谈段芝贵，也谈赵启霖。

但在朝贵的书房中，所谈的却是岑春煊与瞿鸿玑，而瞿鸿玑又比岑春煊更可谈。大家所不解的是，奕劻本无意报复，而瞿鸿玑又立足以救门生，何以竟忍心让门生落得这么一个结果？且不说师弟之情，不同泛泛，只就利害来说，瞿鸿玑走的是李鸿藻、翁同龢的路子，以收物望为固位的基础，倘或能照应门下弟子而吝予一援手，试问还有什么人愿意捧这位老师？

唯一的解释是：一条苦肉计。非此不足以逼迫载振去位。拿一个监察御史交换一个尚书，在瞿鸿玑是很合算的买卖。而况赵启霖之复起，并不是很难的事，倘或瞿鸿玑能逐去奕劻，独掌军机大权，起复一名五、六品的官儿，根本就不在话下。

了解到这一层，奕劻有如芒刺在背，但其他旗下人员，则视岑春煊如蛇蝎，尤其是内务府，从堂官到司员，无不战战兢兢，深怕一不小心，落个把柄在他手里，那就糟不可言了。

为此，杨士琦为奕劻划策，内而求援李莲英，外而策动袁世凯，齐心合力，扳倒瞿、岑。奕劻当然接纳，而且就委托杨士琦到天津跟袁世凯去面谈。

头一天去，第二天就回京了。杨士琦在天津勾留的时间虽短，成就却不小“王爷，”他说：“袁宫保的意思，攻瞿必先去岑，岑如不去，盛杏荪的势力卷土重来，那就要成大患了。”

“盛杏荪？”奕劻有些困惑“莫非岑三早就跟他有勾结？岑三自命清廉，盛杏荪又是什么好东西，怎么会跟他谈的来？”

“盛杏荪不是什么好东西，岑三又是什么好东西？仕途上原是以势相结，不问本心。袁宫保有确实消息，盛、岑在上海走得极近。朱某之被劾，就是盛杏荪的报复，而岑三甘为所用。即此一端，可想而知！”

“这话有根据吗？”

“怎么没有根据！”

杨士琦将从袁世凯那里听来的故事，转告奕劻。据说朱宝奎不独由于盛宣怀的提携，办铁路发了大财，并且在盛门执贽称弟子，应该在“死党”之列。谁知朱宝奎进京，在谒见醇王载沣时，问起盛宣怀的为人，朱宝奎下了七个字的评语：“外君子而内小人。”盛宣怀耳目众多，得知此事，将朱宝奎恨之入骨，所以在上海面托岑春煊，务必为他报复，而岑春煊不负所托，居然在到京几天之内便为盛宣怀办成了这件快心之事。由此去看，岑、盛的交情，岂得谓之不深。

“原来有这么一回事，我倒不知道。”奕劻接下来问：“去岑是如何个去法？慰庭跟你谈了没有？”

“谈了！不但谈了，且有成议了，不但有成议，且已付诸实行了。这两天请王爷格外留心两广来的电奏。”

“你是说周玉山的电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