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真有劣绩，当然应该革职。”慈禧太后问道：“总得有个罪状，才可以明白降旨！”

“就说是参好了。”

慈禧太后想一想答说：“好吧！就照你的意思。”

有此承诺，岑春煊方始正式谢恩。等他回寓所不久，便有上谕：“据岑春煊面奏：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朱宝奎，着革职。”

这一下震动了九城，无不诧为奇事。各部的尚书、侍郎同称“堂官”并非长官与僚属。而岑春煊以未到任的堂官，竟能劾去已在职的堂官，真是闻所未闻的新闻。

岑春煊当然得意极了！而大惊失色的当然是庆王奕劻。尤其使他难堪的是，同时还有一道上谕，派他管理陆军部，责成他整顿一切，而紧接着有一段话：“现在时事艰难，军机处综司庶政，所有各衙门事务，该王大臣皆应留心察核。嗣后内外各衙门务当认真办事，倘再因循敷衍，徇私偏执，定予一并严惩！”就连奕劻一起骂在里头了。

这道上谕是瞿鸿玑主稿，轻描淡写的“一并”二字，等于一个信号，围剿奕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当夜便有人将早就拟好的一个奏折，重新修改缮正，第二天递了上去。

此人叫赵启霖，字芷孙，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刘可杀”一榜的进士，点了庶吉士，改为御史。由于同乡的关系，赵启霖跟瞿鸿玑很接近，是在门生之列。从回銮以后，出“钦命题”以及各种考试，常由瞿鸿玑主持，所以称他“老师”的人很多。

这赵启霖平时侍坐，常见瞿鸿玑一提起奕劻的细大不捐，袁世凯的揽权跋扈，总是痛心疾首的模样，而提到岑春煊，则赞许他清刚质直，因而默喻于心。从段芝贵献美得官的新闻一传，他就决心以白简搏击，瞿鸿玑劝他稍安毋躁。及至岑春煊进京，看他竟有如此的声威，方始恍然，原来“老师”早有安排，而此刻是作桴鼓之应的时候了！

御史的奏折，称为“封奏”其实奏折无不固封，辗转递至内奏事处，用黄匣呈上御前，亲自拆阅以后，才发交军机处按规制处理。只是弹章特称“封奏”关防格外严密，慈禧太后拿赵启霖的奏折，才看了两行，不觉精神一振，因为段芝贵的事，她隐约有所闻，老想问一问，却无人能知其详，这个奏折恰好能满足她的好奇心。

于是，她亲手将灯移一移近，从头看起。

“东三省改设督抚，原以根本重地，日就阽危，朝廷锐意整饬，特重封疆之寄，冀拱卫之功。不谓竟有乘机运动，夤缘亲贵，如署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者！

臣闻段芝贵人本猥贱，初在李经方处供使令之役；经在袁世凯府中听差，旋入武备学堂，为时未久，百计夤缘，不数年间由佐杂至道员，其人其才，本不为袁世凯所重，徒以善于迎合，无微不至，虽袁世凯亦不能不为所蒙。

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复夤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者，更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借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人言藉藉，道路喧传，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不思时事艰难，日甚一日！我皇太后、皇上宵旰焦虑，时时冀转弱为强。天下臣民稍有人心者，孰不仰体深宫忧勤之意？在段芝贵以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躆跻巡抚，诚可谓无廉耻。

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唯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矣！’

旬日以来，京师士大夫晤谈，未有不首先及段芝贵而交口鄙之者！若任其滥绾疆符，诚恐增大局之阽危，贻外人之讪笑。臣谬居言官职，缄默实有所不安，谨据实纠参，应如何惩处，以肃纲纪之处，伏候圣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