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易，所以即使隔得很远，一样也有妨害。”小村紧接着说：“至于日本亦不造平行线，可以同意。不过，与南满连接的铁路，即是南满支线，将来看地方发达的情形，可以添造。”

“不！”袁世凯立即反驳：“日本继承的权利，限于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并不包括任何支路。如果逾此范围，是另一件事，不能并为一谈。我再提醒贵大臣，当年中国许与俄国的，只是东清铁路，没有包括其他支路。”

小村语塞，便由日本的另一名全权内田康哉接口说道：“添造铁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便利，地方就会繁荣，这是与中国有利的事。”

“如果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彼此应该同意，但不能与南满铁路混在一起来谈。”

“照这样说！”小村紧钉着问一句：“贵大臣是同意添造的了？”

“如果为了开发地方，中国亦可随时斟酌情形，添造铁路。”

“不然！在南满范围内添造铁路，总是妨害南满铁路的利益，有与南满竞争之嫌，中国自不应随时添造。”

听翻译将这段话译了过来，袁世凯认为小村的一句话，有漏洞可钻，所以很快地问：“彼此同意，总可以了吧？”

小村认为这句话很难回答，与接座的内田小声商议之后，方始答说：“如果日本同意，中国可以添造，但不能与南满铁路平行。”

这在交涉上是一大收获，日本已承认中国在南满铁路范围之内，建造支路的权利，虽须日本同意，但至少有了要求权。倘或日本拒绝，相对地，日本想添造支路，中国亦可拒绝。所以小村的答复，等于是为他提供了一项牵制的工具，自然是失策。

正当小村在悔恨不迭之际，名居参议而有发言权的唐绍仪，忽然画蛇添足的说：“造铁路，有关中国主权，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国同意，不能随时添造。”

“自然要同贵国商量，日本决不至象当年俄国对待贵国的情形，贵国不必顾虑。”

这时唐绍仪已发觉自己的话有语病。本来照袁世凯与小村的折冲来说，权利是同等的，谁都可以在南满的范围内添造铁路，唯一的条件是征得对方同意。而照他所说，仿佛南满添造支线是日本的权利，不过须征得中国的同意。但是唐绍仪虽已发觉失言，却拙于弥补，倘或见机，只要复述小村的话，敲打转脚，成为定论，依旧不损权利。而他只是重复声明，造路不经中国许可，总是碍及主权。语气中越发明显，添造南满支路，只是日本人的事，与中国无关。

小村想不到遇见这样一个对手，大喜过望，立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大声说道：“我只着重在南满铁路利益有关这一点上。所以如有与南满铁路利益有冲突的任何支线，中国不应该添造。”

就这一句话，推翻了原来的承诺，而唐绍仪懵懵懂懂，只觉得话不大对劲，却说不出个究竟。默尔而息，遂成定案。

交涉由此落了下风，因为日本方面已看出底蕴。瞿鸿玑并不懂国际公法，利害出入，不甚了了；袁世凯虽然机警且肯用心，但究竟不能如李鸿章当年办交涉那样，动辄视对手为后辈，以气势得人，话说错了，亦可设法收回或弥补；随员中倒有些留学生懂交涉的要领，无奈中国官场尊卑的观念甚深，人微必言轻，发生不了作用。

能发生作用的，只有一个曾国藩第一批选送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他是袁世凯办洋务的“大将”官拜外务部侍郎，声名甚盛，谁知是狼得虚名，无须忌惮。

就因为这一转念，小村与内田的态度变得强硬了，第二天接议安奉铁路，小村提出了“改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