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龄问说。

“‘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很好啊！”“只怕一样不好。”熊希龄笑道：“钱不够花。”

杨度笑笑，然后又说：“听说你要来，我跟房东太太说，‘不要紧了，有人送钱来给我过年了！’”

“不错，可以让你过肥年。不过，你要作文章。”

杨度不答，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熊希龄接来一看，上面写着三行字“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

看完，两人相视而笑，真有莫逆于心的惬意。熊希龄将那张纸折起来收入口袋“这三个题目很好！”他说：“润笔总有万金之谱，回头我先送两千过来。晢子，过个肥年在其次，你平生的抱负，正好借五大臣这个躯壳，大大展布一番。这是绝好的机会，请你珍视。”

杨度点点头答说：“话我要说在前面。论见解，卓如未必赶得上我，不过以腹笥之宽，行文之畅，我不能不让他出一头地。所以这三篇文章，我要分一两篇给他做。”

“那都随你！不过，卓如的笔锋太犀利，不要带出什么有忌讳的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不要紧！我跟他说明白，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他的稿子。”

“那，我也要跟你说明白，若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你送来的稿子。”

“尽改不妨。”杨度问说：“何时交卷？”

“大概半年吧！”

“那还早得很。”杨度很高兴地说：“阁下此来，无异放赈，今年有好些留学生可以舒舒服服过年了。”

一件大事说定，熊希龄十分高兴，在料亭中当着浓妆艳抹的艺妓，大捧杨度。这倒也不尽是作假，熊希龄有样好处，待人厚道而且诚恳。所以在赵尔巽之前，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延入幕府，便颇受器重，亦就在他那诚恳两字。有一次延经学家皮鹿门讲学，熊希龄亲自擂铃，召集听众入讲堂，便有人戏撰一联：“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又有人妒嫉他是陈宝箴面前的红员，用“熊”、“陈”同姓以拆字格做一副对联，将他连陈宝箴一起骂在里面，道是：“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却不知熊希龄的“能干”正因他“四足不停”之故。

这次五大臣在日本，更得力于熊希龄的“四足不停”原来革命党人将有不利于五大臣的举动，劳动日本警察，昼夜守护。

载泽等人，吓得步门不出，一切需要对外接洽的事务，全靠熊希龄奔走。直到阴历二月初一，五大臣自横滨上船赴美，才得松一口气。

到得美国，分道扬镳，端方、戴鸿慈考察德国，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由英转法。一路逍遥，到得五月下旬，先后回到上海，但枪手的文章尚未寄到。于是熊希龄又出一个主意，以“考察东南民气、征集各省意见”为名，留人在上海守候，一面派专人赶到东京饭田町杨度寓所坐催。当时商定，端、戴留守，载泽等人先回京复命。

不多几日，派到日本的专差回来了，携来一大包文件，奏折、论说、条陈，一应俱全。其中有个论立宪应从改革官制着手的说帖，端方大为欣赏，趁戴鸿慈正好不在，将这个说帖悄悄抽下，攫为己有了。

及至坐轮船到了天津，自然做了北洋衙门的上宾，盛筵既罢，戴鸿慈回行馆休息，端方便在袁世凯的签押房里，将那个说帖取了出来，说一声：“四哥，你看这个主张如何？”

袁世凯只一看头几行，便很起劲了“深获我心！”他拍着大腿说：“我早就有此意了。好些衙门只剩一个空架子，吃闲饭的官儿，虚耗俸禄，还影响了他人的士气，非彻底改革不可。还有那些都老爷，遇事生风，不辨是非，真正败事有余，成事不足！都察院这个衙门，也该取消。”

“四哥，你没有细看说帖，看了你才知道，其中妙用无穷。”

听这一说，袁世凯聚精会神地细看说帖，看到一半，便即明白，原来这个改革官制的办法，主张采取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钦派而提交国会通过，阁员由总理大臣遴选奏请敕命，与日本的内阁，一式无二。如果照此办法实行，内阁总理大臣当然是庆王奕劻。大权在握，要排去瞿鸿玑方便得很。即使仍为阁员，上奏是总理大臣一人之事，不必象军机大臣那样全班进见，瞿鸿玑亦就无法从中操纵“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这，”袁世凯迟疑地说：“只怕上头不肯放手。”

“自然要有个说法，才能让上头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