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藩司管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及太仓直隶州、海门直隶厅。江宁藩司亦管四府，江宁、淮安、徐州、扬州，另辖两个直隶州，南通、海州。泾渭分明，久如划疆而治。如今在长江以北设巡抚，与苏松常镇的关系浅，而与江淮徐扬的关系深，所以“应将江宁布政使及所辖之四府二州，全归管理。巡抚所驻，即为省会。江宁布政使应随总督仍驻江宁，总督在江南，巡抚在江北，既无同城逼处之疑；江宁六府前隶苏抚者，即改隶淮抚，亦无增多文牍之扰。”

写到这里，瞿鸿玑自觉这番更张，解消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得意之余，奋笔直书：“不必添移一官，加筹一饷，而行省已建，职掌更新，建置合宜，名实相符。”他这样自夸，同官亦纷纷表示赞许，于是在封印以后的十二月二十二，明文颁发上谕，如奏施行，并规定新建行省，由两江总督兼辖。

消息一传，江苏的京官奔走相告，哗然惶然，新年团拜，无不以此为话题，大致愤慨，决定上疏力争。其时江苏京官名位最高的是两个状元，一个是同治元年壬戌状元，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徐郙，嘉定人；一个是同治十三年状元，都察院左都御史、南书房行走陆润庠，苏州人。徐郙年纪大了，不愿多事，便由陆润庠领衔出奏。

江苏人，尤其江南的江苏人，最不满的是将江苏无端分隔为两省。譬如前堂后轩一座成格局的住宅，忽而为人封闭中门，割去了一半，门面依旧，堂奥已浅，自然不能甘心。不过，这层理由，列为有“关系者三”第一有关系是“江淮、江苏，若合为一省，则名实不符。昔有控扼两省设为重镇者，如国初偏沅巡之例，至一省两抚，向无所有。现在湖北、云南本有之巡抚，甫经议裁，而江南一省忽然添缺，未免政令分歧。”

其次“苏淮若分两省，则要政首在定界。自古经划疆里，必因山川阨塞，以资控制，设险守国，盖在无事之时，溯自苏皖分省，亦非复旧时形胜，而苏省跨江，尚有徐淮得力，据上游之势。今划江而治，江苏仅存四府一州，地势全失，几不能自存一省，较唐之江南道，统州四十二，宋之江南路，统州十四，亦复悬殊。”

“惟南宋浙西一路，仅有三府四州，此偏安苟且之图，非盛朝所宜取法。至巡抚藩司，专管地方之事，例驻省城，今设省清江，舍临江扼要之名城，就滨河一隅之小邑，似亦未甚得势。”

接下来的“其有关系者三”其实是最有关系的一个理由，即为省分的大小，省大不在幅员，而在户口，户口繁密，税赋旺盛，地小亦为大省，倘或地广人稀，幅员虽广何益？但户口繁密，总亦须有地可养，过于局促，施展不开，亦不能其为四方观瞻的大省。江苏之不宜，亦不应分割，由此处着眼，自然振振有词。

这段文章，先由规制讲起，论省分之大小：“国朝经制，分省三等，盖因户口之多寡，亦视幅员之广狭。各行省中，惟山西、贵州两小省，幅员最狭。今苏淮分省，江淮地势较宽，仅及中省，江苏则广轮不足五百里，较山西、贵州，殆尤褊小，势不能再称大省。”

江苏不成其为大省，后果如何？简单明了地说：“若改为小省，则一切经制，俱需更改，而筹饷摊款，尤多窒碍。”所谓“一切经制，俱需更改”首先是吏部签分候补人员，江苏便容纳不了那么多！而最厉害的是：“筹饷摊款，尤多窒碍”这八个字，因为朝廷若有征敛，不管是额内正用如练兵经费等款项的筹措，或者临时需要集资，如慈禧太后万寿，举行庆典，各省被责成必须依限缴纳的“摊款”江苏总是高居首位，即以江苏膏腴之区，而又为大省，怎么样也推托不了。如果江苏改为小省，则前面已经说过“因户口之多寡，亦视幅员之广狭”虽为膏腴之区，无奈幅员太狭，尽可据理力争。

其“有关系者四”说来亦是气足神定：“漕运总督所委漕务人员，皆系地方官吏，又有屯政军政与地方相附丽。定例兼管巡抚事者，所以重其事权，初不责以吏治。”这是隐然驳斥漕运总督兼有巡抚职责之说，以下便正面谈到，江宁藩司，力足以顾江北。“淮徐之去江宁，远者仅数百里，不为鞭长莫及。而三府二州之地，特设两道一镇，固已控扼要区，布置周密。其地方要政，向由藩司秉承总督，以为治理，历久相沿，未闻有所荒脞。今之改设，似出无名。”

“无名”犹在其次，难在执掌权限，有所冲突。“若江宁办事，悉仍旧贯，则江淮巡抚，虚悬孤寄，徒多文移禀报之烦，无裨吏治军政之要。”

行文到此，下面这段结论，自然掷地有声：“江苏跨江立省，定制已久。疆宇宴安，官吏无阙。朝廷本无分省之意，江督亦无废事之虞。顾以裁漕督而添巡抚，而设巡抚而议添行省；办法既超乎倒置，定章必归于迁就。”

以下引用同治三年御史陈廷经条陈“变通疆舆”曾国藩驳倒此举有两句警语：“疆吏苟贤，则虽跨江淮，而无损乎军事吏事之兴。疆吏苟不贤，则虽划江分治，而无补于军事吏事之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