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以这一次的利息最轻。这件事就算办得很漂亮了。

美中不足的是，得在开年二月下旬才能交银，每七日一交，分十次交清。不过，无论如何算是有了的款，要借也方便，当时便派护卫去请了立山来商议。

“今天上头召见，我已经答应，准二十五交银到内务府。我看怎么挪动一下子，好让我维持信用？”醇王问道：“是不是先出利息借一笔款子，应付过去再说？”

这笔利息如何出帐，还不是在内务府想办法？而且年底下借钱也不容易，利息少了，别人不肯，多了又加重内务府的负担，倒不如索性假借王命压一压，又省事又做了人情。

“不要紧。上头要问到，就说工款已经发放了就是。”

“商人肯吗？”

“我去商量。”立山答说“只要说是王爷吩咐，延到二月底发放，大家一定肯的。”

醇王听得这话，心头异常舒坦，意若有憾地叹口气：“唉！

不容易，一年又算应付了过去！”

开了年，日子却又难过了。皇帝亲政，慈禧太后训政，大权仍旧在握，却省下了接见无关紧要的臣工的时间，得以用在三海和清漪园的兴修上面。德国银行所借五百万马克而折算的现银，到春末夏初，花得光光，又要打主意找钱了。

主意是早就打好了的，只嫌为时尚早，然而工程不能耽误，不得不只好提早下达懿旨。仍旧是召见醇王，当面吩咐：大婚费用先筹四百万，户部与外省各半，拨交大婚礼仪处备用。同时派长春宫总管太监李莲英，总司一切传办事件。

这是五月二十的事。奉旨不久，醇王就病倒了。病在肝上，郁怒伤肝，完全是为了筹款四百万的那道懿旨。皇后在何处，大婚礼仪处在那里？大婚更不知何日！这四百万银子用在什么地方，只有慈禧太后与李莲英才知道。

等皇帝得到消息，醇王已经不能起床，他很想亲临省视一番，可是这话不敢出口。甚至于连最亲近的翁同龢面前亦不敢说，因为他怕翁师傅会贸然一奏，引起慈禧太后的不悦。

慈禧太后倒是常派太监去探病，可是回来复命，总是避着皇帝。他只能偶尔听到：“醇亲王病又重了！”“醇亲王这几天象是好些！”就是听到了，亦不敢多问，唯有暗中垂泪。过了皇太后万寿，醇王病势愈见沉重的消息，在王公大臣之间，已无所，避忌。首先是贝子奕谟，说病情已到可虑的程度，庆王奕劻，亦是这样说法，而军机领班礼王世铎则在许庚身的敦促之下，特意上折奏报，醇王手足发颤，深为可虑。

奏折先到皇帝那里，看完以后，心中凄苦，却不敢流泪，直等到了毓庆宫，看见翁同龢终于忍不住了。“醇亲王病重！”他哽咽着说“恐怕靠不住了。”说完，泪下如雨，而喉间无声。

翁同龢亦陪着掉眼泪，可是他无法安慰皇帝，此时唯一能安慰皇帝的，只有一道命皇帝亲临醇王府视疾的懿旨。翁同龢曾经想联合御前大臣，请这样一道懿旨下来，看看沉默的多，附和的少，他亦只有暗地里叹口气作为罢论。

不过，他到底是师傅，在大关节上的辅导是不会忽略的，特地检了一篇文章进呈。这篇文章名为《濮议》，是宋朝大儒程颐所撰，论宋仁宗的侄子濮王继承大统以后，对于仁宗及本生父应如何尊崇？提醒皇帝，醇王果真薨逝，他应该如何节哀顺礼，有以自处。免得引起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纷扰。

皇帝不肯看这篇文章，愁眉苦脸地说：“醇亲王的病，皇太后着急，我亦很着急！怎么办呢？”

“天祖在上，必能默佑。”翁同龢里纯孝可以格天的说法，却隐讳其词：“皇上如此关切，必能回天。”

皇帝懂他的意思，点点头问道：“你去看过醇亲王没有？”

“臣去过几次，不敢请见醇亲王。”

“为什么不见他？”这话出口，皇帝才发觉自己问得多余。他知道醇王对翁同龢，一向如汉人之待西席，尊敬而亲热，见了面，醇王一定要问起皇帝对他的病，作何表示？这话就会让翁同龢很难回答，答得不妙，不仅关碍着自己的前程，也可能为皇帝找来麻烦。因此，不待翁同龢回答，便又问道：

“你今天还去不去？”

翁同龢本来不打算去，听皇帝这一问，自然改了主意：

“今天要去。”

“我心里实在惦念。你，”皇帝想到以万乘之尊，竟不及穷家小户的百姓，可以一伸父子之情。刹那间千种委屈，万种的悲伤，奔赴心头，梗塞喉头，语不成声地哭着说：“你把我这句话带去！”

翁同龢却不敢再陪着皇帝哭，以恪守臣道的姿态，奉命唯谨而毫无表情地答一声：“是！”于是午间从毓庆宫退了下来，他立即坐车到适园，跟往常一样，在书房中由王府姓何的长史接待。

“王爷这两天怎么样？”

“越发不好了！”何长史蹙眉答道：“吃得少，睡得少，简直就是不吃不睡。手跟脚，自己动不了啦。前天大解了一次，十三天才大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