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肯再回巴黎。在彼者已不可恃，在此者又有倦勤之意，李鸿藻接到张佩纶的报告，相当焦急，跟恭王、宝鋆、翁同和商量的结果，只有先安抚了李鸿章再说。

于是仍旧授意张佩纶出面，上了一个“制敌安边，先谋将帅”的奏折：

“一、请召重臣以顾北洋。李鸿章经营交广，命驻上海；为该大臣计，金革无避，驻粤尤宜。臣上年亦尝言之，今情势小异矣！朝鲜之乱未已，日本之衅宜防，法人即力不能窥伺津沽，而间谍扬声，在所必有；讹传一警，复令回驻天津，人心易摇，军锋转弛，非至计也。方今皇太后圣体初安，皇上春秋方富，而恭亲王亦甫销病假，宜节勤劳；畿辅根本之地，愿筹万全，窃谓精兵利器，均在天津，李鸿章逍遥上海何益？该大臣持服已及期年，若援胡林翼例，饬署直隶总督，办理法越事宜，事权既专，措置亦较周矣。

二、请起宿将以壮军威。李鸿章署直督之议，如蒙采纳，则曾国荃在粤久病，调度乖方，自应开去署缺，命张树声仍回本任。伏念两粤吏治、饷源、防务，在在均待经营。张树声实任粤督，当必能殚精竭虑，以副委任；而粤东处各国互市之冲，水陆两提督，皆系署任，宜有大将辅之，以壮声威。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淮军名将，卓著战功，应恳恩令刘铭传襄办法越事宜，兼统两粤官军，或驻琼崖，以窥西贡；或出南宁，以至越边。洋枪精队，始自铭传，粤东地方集兵购器，尤属易易，应饬今募足万人，迅成劲旅，以赴机宜。”

直隶和两广，都是封疆中的第一等要缺，慈禧太后亦不能根据张佩纶一个轻飘飘的奏折，贸然调动，不过对他建议起用刘铭传，却认为是个好主意。但刘铭传功成名就，家资豪富，在合肥家乡大起园林，正在享福，是不是肯起而效命，难说得很。所以召见军机，指示先征询李鸿章的意见，至于对李鸿章的出处，竟不提起，张佩纶的折子也留中了。

这样的情势，显得相当棘手，李鸿藻和张佩纶颇为焦急，因为李鸿章的意思，非常明白，要他到两广督师，是件办不到的事。僵持的结果，必定贻误时机，坏了大局，无论如何先要为李鸿章争到回天津这一点，以后才好商量。

这层看法透露给恭王，他表示无可无不可。恭王这一阵的心境坏透了，本人多病，长子载澂长了一身“杨梅大疮”已不能起床。

因此，恭王虽刚过五十，却是一副老境颓唐的样子。经常请假，或者竟不入宫，有事多在府中办，也懒得用心，公事能推则推，不能推亦无非草草塞责。这些情形，慈禧太后早有知闻，只为体谅他的处境，追念他二十多年的功劳，格外优容，从未责备，但心里当然是有所不满的。

为了李鸿章的出处，是件大事，慈禧太后觉得一定先要问一问恭王，因而张佩纶的奏折一直留中，直到恭王上朝的那一天，才提出来商议。

“李鸿章回直隶，张树声回两广，我看都可以。不过，曾国荃呢？”慈禧太后说：“总得替他找个地方。”

“是！”恭王答应一声，却无下文。

“你说呢？”慈禧太后催问着“总不能凭空给他刷了下来啊！”“曾国荃身子不好。”恭王慢吞吞答道：“得给他找个清闲的地方，如今国家多事，那儿也不清闲。”

“话是不错。”慈禧太后直截了当地答道：“办法呢？你就说怎么安置曾国荃好了。”

“臣的意思，先内召到京，再说。”

慈禧太后非常失望，这样催逼，竟逼不出他一句痛快话，只好提出她自己的看法：

“这跟下棋一样，先要定下退守还是进取的宗旨，才好下子，李鸿章该到那里先要打定是和是战的主意。如今既有刘永福能用，唐炯、徐延旭也都说能打仗，曾纪泽打回来的电报，也说不宜对法国让步，再加上越南是心向着中国，这不都是能打的样子吗？”

“不能打！”恭王大摇其头“请皇太后别轻信外面的游词浮议！说法国的军队胜不了刘永福，未免拿法国看得太轻，刘永福看得太重。至于徐延旭，刚到广西，还不知道怎么样。唐炯是前湖北巡抚唐训方的儿子，是个绔绔。臣听人说，唐炯出镇南关，还带着厨子，这还不去说它，最荒唐的是，唐炯嫌越南的水不好，专派驿马到昆明运泉水去喝。这种人，怎么能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