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意给大家，现在就是照潘祖荫的章程定的罪。”

这是公开的指责，当然要答辩，而对付惇王，则翁同和曾有承诺，所以他义不容辞地代表大家发言。

“潘祖荫已经去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使不去，亦不是潘某一个人所能主持全案的。”

“此案关乎风纪。”惇王的语气很固执“总须遵旨严办。”

这句话中有了漏洞，翁同和针锋相对地顶了过去：“迭次上谕，都指示秉公办理，务期案情水落石出。至今为止，未降严旨。即有严旨，亦当依律例办理，岂能畸轻畸重？律例者，祖宗的成法，国家的宪章。而且旧例似此案情原只减一等，嘉庆年间方始减二等，仰维仁庙圣意，岂肯姑息舞弊之人？为的是不枉法则情有可原而已。”

“枉法不枉法，怎么分别。”慈禧太后问道：“翁同和你讲来我听。”

“是！”翁同和答道：“以报销案来说，受了贿，不该销的销了，就是枉法，如果原来就是该销的，虽然受了贿，于公事并无出入，就是不枉法。云南报销案，经户部查核，不过所引成例彼此有出入，归根结蒂来说，到底都是该销的款子，自然不是枉法。”

这一说，慈禧太后释然了。惇王却又有话，他说：“如今是太后垂帘办事，倘或轻纵了，将来皇上亲政的时候，必有议论。”

这话说得很不得体，慈禧太后当然觉得逆耳，翁同和又一次抓住机会，反驳着说：“惇亲王失言了！皇太后垂帘已久，事事秉公持正。就拿这一案来说，一再面谕：务须斟酌妥当。

将来怎么会惹起议论？”

这才是持论得体，一方面有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一方面颂赞了慈禧太后的圣明。她深深颔首“我亦并无从重治罪的意思。不过，”由于惇王在前两次面奏时，一直忽视律例，所以她加重了语意说：“治国以法，总得要照律例。”

“回皇太后的话，”阎敬铭答道：“无一字不符律例。”

一看惇王又要开口，翁同和心想，如说得罪亲贵，反正也得罪了，不如趁此机会，争个结果，否则就不划算了，所以抢着说道：“臣的意思，本想依律减二等定罪，现在减一等，由徒刑三年改为充军二千里，已经从重，如说还嫌轻，莫非要杀两个人？”

说到这里，翁同和有些激动，引用慈禧太后和惇王都知道的一个典故。为汉文帝执法的“廷尉”张释之的故事：有人盗取高祖庙的一只玉环，张释之按“盗宗庙服御”律治罪，文帝嫌轻，要改为族诛。张释之力争，以为盗高祖庙一只玉环便须族诛，那么万一有人盗高祖长陵，又将治以何罪？

同样地“如果不枉法是死罪，枉法又是什么罪？”翁同和又说：“臣等在书房，日日为皇上讲明的，不过一个仁字，一个义字。倘或言而不能行，难道是要导君于刻？这决不是惇亲王本意，更不是皇太后的本意。”

这番话引古喻今，还搬出“圣学”这顶大帽子，说得相当透彻。慈禧太后决定依从，但亦不愿意使惇王难堪，便用嫂子劝诫小叔的语气，望着惇王说道：“你不妨仔细看看律例，找人讲解明白，跟他们五个人好好商量。”

惇王完全不了解，这是慈禧太后为他找个借口好收篷，依然力争“臣的意思，总宜在此刻就在皇太后面前议定。不然，臣一个人怎么敌得过他们五个人？”说着，便磕下头去，大有乞恩之意。

慈禧太后有些啼笑皆非。人家口口声声谈律例，没有一个字不在理上，而他竟出如此幼稚的言词，不但不明事理，而且有失体统，唯有微微苦笑。

解铃系铃，还是翁同和自己转圜说道：“惇亲王不熟悉律例，臣等将治罪诸人，所引法条，一一签出。惇亲王就明白了。”

“这也好。”惇王接口说道：“先将律例都摘了出来，请皇太后过目，引用得不错，臣等再正式具折奏复。”

“这倒是句话。”慈禧太后说道：“就这么办。”

惇王再粗略“这倒是句话”这句话，总还听得明白，意思是说他先前所说，都不象话。慈禧太后虽不是有指责，在他听来，却很不是味道。

等退了下来，惇王又碰了翁同和一个钉子。他跟翁同和去商量，孙家穆和周瑞清在流二千里以外，是不是还可以加一些别的罪名，如罚金之类？翁同和很不客气地说他，对律例一点不懂，违法处置，会教天下人耻笑。

惇王装了一肚子的气，反倒老实了，答应第二天就“画稿”

于是，翁同和随即写信告诉薛允升，连夜准备复奏的底稿，依照在御前的决定，将定罪所引用的律例条文，一一查明出处，在专稿上加贴浮签。原说呈上慈禧太后阅定，其实只要送请惇王看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