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李瀚章，为了笼络，特地卑词厚币，请他去当湖北通志局的总纂。可是张之洞正在培养资望关系，快到了水到渠成，将要大用的时候，自然不肯应聘，转荐他的门生樊增祥自代。果然，不久就由于李鸿藻的保荐，放了山西巡抚。翰林当到内阁学士，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循资迁转，原无足奇，奇的是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说是异数。

因此，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兴奋得不得了，亲拟谢恩折子，得意忘形，自命为“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一时传为口实，而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一天张之万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这样回答人家：“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八表”是八方之极，亦是“天下”的别称“八表经营”可以解释为开国英主力战定天下。张之洞下笔不检，用了这句成语，如在雍正、乾隆年间，不丢脑袋也会丢官，但嘉庆以后，文字狱久已不兴，而且清流的口气，向来阔大，所以山西巡抚想经营八表，不过传作笑谈而已。

谈笑以外，亦颇有人深为警惕，因为张之洞的被重用，正是慈禧太后重视清流的明证。翰林四谏中，专事弹劾的张佩纶、邓承修、宝廷、以及后起的盛昱，不在四谏之列，却与黄体芳齐名，好以诙谐语入奏折的刘恩溥都在朝中，气焰更甚，不知他们那一天心血来潮，出手搏击？因而都不免惴惴不安。

因为如此，便常有些捕风捉影，疑神疑鬼的流言，有人说万青藜、董恂在位不久了，有人说李鸿藻一系将攻倒王文韶，还有人替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担心，说张佩纶一定饶不过他。

张佩纶曾经弹劾过谭钟麟，那是四年前的事。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陕西大旱，赤地千里，朝廷截留东南漕米一百万石，赈济山西与河南，由阎敬铭以侍郎坐镇山西，督办赈务。有个县官侵吞赈米，阎敬铭会同山西巡抚曾国荃，请“王命旗牌”斩于闹市，因而经手放赈的，不管是官员还是绅士，没有人敢于舞弊，山西、河南的灾民，受惠的不止其数。

但是，陕西同样被灾，却独独向隅。这年从四月到九月，点雨未下，渭南、渭北，小麦下种的不及二成，百姓已经吃草根树皮了，但左宗棠西征，还在急如星火地催运军粮。李鸿章大为不满，写信给左宗棠说：“西北连年荒歉。民食犹苦不足，何忍更夺之以充兵饷？万一如明末酿成流寇之乱，谁尸其咎！”

左宗棠接到这封信，当然很不开心。因此也就讨厌有人说陕西大旱，陕西巡抚不敢违逆他的意思，便禁止属下报灾。朝廷查询，他答奏说是“全省麦田仅有三成未播种者，余皆连得透雨，一律下种，虽有偏灾，不致成巨祲。”这个巡抚就是左宗棠的同乡谭钟麟。

陕西的绅士为求自保，约齐了上书巡抚，请求奏报灾情，设局派官绅会办赈物。谭钟麟置之不理，陕西绅士只好乞援于言路了。

当时陕西人当御史的，一共有五个人，而陕西的绅士，只写信给其中的四个。这四个人有一个叫余上华，虽是陕西平利人，祖籍湖北，两湖一向认同乡的，所以余上华跟谭钟麟套上了交情，平日常有书信往来。这时便跟其余三个人说：“绅士与巡抚不和，言官又攻巡抚，彼此相仇，吃亏的还是地方。我看先不必出奏，由我来写封信劝他，如果他肯回心转意，奏请办赈，嘉惠地方，我们又何必再作深责？”

大家都觉得他的话入情入理，应是正办。便同意暂缓弹劾，由余上华写信给谭钟麟。那知道余上华出卖了他的同官，也出卖了他的同乡，将陕西绅士的原函，寄了给谭钟麟。

谭钟麟为了先发制人，连夜拜折，专差送到京里，特参“陕西绅士，把持公事，胁制官吏；移熟作荒，阴图冒赈。”可惜，晚了一步，已经先有人参了谭钟麟。

这个人叫梁景先，陕西三原人，官拜浙江道御史，就是陕西绅士致书言路乞援，而独独漏了他的那个人。梁景先的科名甚早，是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京时，他做工部郎中，因为胆小，弃官逃回家乡。这不是什么大不了事，但陕西人最讲气节，因此看不起他，后来虽然补了御史，陕西的绅士却从不跟他打交道。这一次桑梓大事，别人都受托出力，只有他不在其列，心里非常难过。想想六十多岁的人，就要告退了，这样不齿于乡里，将来退归林下，还有什么面日自居为缙绅先生？倒不如趁此机会，为桑梓效一番劳，晚节可以盖过早年的耻辱，岂不是极好的打算？

因此，他深夜草奏，狠狠参了谭钟麟一本，说他骄蹇暴戾，一条条罪状列了许多，而且词气之间，也隐约谈到余上华跟谭钟麟勾结“潜通消息”的情事，同时也参了陕西藩司蒋凝学，衰病不足以胜任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