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难以索解，只是着重吴可读的意思，却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出山非小草”这一句，期以远大，不但许以复起，复起还颇有一番事业。因此，在朱佩纶家“围炉话别”时，慷慨多于哀伤，相期京华重聚，还要尽一番匡助中兴的心力。

吴可读回到家乡，依然主讲兰山书院。不久穆宗龙驭上宾，慈禧太后锐意更新，因为建言获罪的官员，都宽免了处分，吴可读也起复了，箫然骑骡入京，授官为吏部稽勋司主事。

他是个至情至性的人，惓惓忠爱，不以穆宗曾要杀他而稍减、反倒因为慈禧太后不为穆宗立嗣而深怀隐忧，当时便拟就一道奏折，想有所谏劝。

“立言贵乎有用。”有人这样劝阻“被罪之臣，冒昧出此，必有人误解你的本心，说的话再有道理，不容易为人接纳。而且这时候情形纷乱，流言甚多，你所引用的时事，不尽确实，不如看看再说。只要此心不改，总有建言的机会。”

吴可读觉得这话说得有理，便打消了原议。只是五年以来，耿耿寸心，始终未改，大葬有期，他便打定了主意，当面请求大学士吏部尚书宝鋆，派他为“随扈行礼官员”

这个长途跋涉的差使，有人怕辛苦不愿意去，也有人因为可领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抢着要去。吴可读的境况不好，所以都以为他要这个差使，是为了那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无足为奇。

动身之时，他的神态毫无异样，还跟他的妻儿说，在惠陵行完了礼，预备顺道一游蓟州的盘山，总得比别人晚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回京。

一到他就在蓟州以东三十里路，马伸桥地方的三义庙，租了间房住下。三义庙奉祀的是刘、关、张，与佛菩萨无关，庙里住的是道士，他跟住持周老道交成了朋友，约定山陵大事完毕，再到庙里来盘桓。

三月底，两宫太后、皇帝、随扈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都已回到京里。吴可读则到三义庙践约，白天跟周老道闲谈，晚上关起门写奏折，写完又给他儿子吴之桓写信，是遗书，吴可读早就定下了死谏的主意。

闰三月初五五更天，诸事料理已毕，遗疏置在怀中，遗书三封，一封给他儿子；一封给周老道，托他料埋身后；一封给蓟州知州，说明以死建言的本心，拜托代递遗折，连同四十多两银子，一起放在枕头下面。然后在粉墙上题了一首绝命诗：

“回头六十八年事，往事空谈爱与忠，坯土已成皇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题完上吊，谁知绳子断了不曾死。乃改以服毒而死。

到得第二天一早，三义庙的周老道，发觉变故，通知地保，进城禀报。蓟州知州刘枝彦跟吴可读是熟人，得报嗟叹不绝，即刻下乡相验，只见死者衣冠整齐地直挺挺躺在板床上。拆阅遗书，吴可读对自己的后事，已经有了安排，托周老道买棺木盛殓，在惠陵附近买一块地安葬。给刘枝彦的信，是托他将遗折专送吏部代奏。吴可读死前已非言官，司官亦不能径自上奏，必须请本部堂官代递。

遗折是封好在一个木匣中，藏在身上，无法开启，所以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但给他儿子的信，不妨拆开来看，参详文意，遗折所陈，必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刘枝彦心里琢磨，遗折上去，说不定会得罪，他要葬在惠陵附近，依恋先帝于泉下的志愿，或许难以达成。相交一场，对他最后一件大事，不能不尽一点心。因此，依照他的遗志，督饬周老道买棺成殓，然后在惠陵范围以外，觅地安葬。尽两日工夫，料理完毕，才具禀呈报顺天府。

京里是在闰三月初十就得到了消息。以吴可读的为人，决不会无故轻生，又听说有遗折一件，便越发关心，不知是有冤抑要诉，还是以死建言？吏部尚书灵桂、万青藜，以及大学士管部的宝鋆，更为紧张，知道吴可读为人戆直，怕遗折中有什么大干忌讳的话，触怒了慈禧太后，连带遭受处分。

等接到顺天府的咨呈，宝鋆等人，大为踌躇，因为这时候从深知吴可读抱负的人的口中，以及给他儿子的遗书中，所说的“每览史书内忠孝节义，辄不禁感叹羡慕，对友朋言时事；合以古人情形，时或歌哭欲起舞，不能自已。故于先皇宾天时，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这些话来看，可知必是为穆宗立嗣继统一事，有所争谏。而这件事正是慈禧太后用心难测，不言为妙的太忌讳。

万青藜是反对代奏的“照历来的规矩，司员请代递折件，要堂官公同阅看，并无违悖的话，方得代奏。”他说“吴柳堂的遗折，也要看了再说。”

这是宗社大事，非小臣所宜议论，而且以吴可读的性情，竟然不惜一死，措词自然激烈，只要打开来一看，就决不能进呈了。宝鋆等人虽然怕慈禧太后，但清议亦不可不畏，忠臣尸谏而壅于上闻，言官参奏一本，也是吃不消的，所以对万青藜的话，都不知如何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