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皇帝又有些来气“我亲政才一年半，莫非就这一年半，把国事搞得糟不可言？所有的责任，都推在我一个人身上？”

“臣等不敢推诿责任。只要皇上进德修业，人心日奋，虽然内忧外患，交替迭生，总还有措手之处，大小臣工，亦决不敢敷衍塞责，营私自肥。天下者，皇上之天下，如果皇上不以社稷为重，大小臣工，何能勤奋效力？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

“我不懂你的话！”皇帝愤愤地说“从那里看出来，我不以社稷为重？”

“圣躬系四海之望，乘舆轻出，就是不以社稷为重。”

“还有呢？”

“圣学未成。皇上如今第一件大事，就是勤求学问。皇上践祚之年，与圣祖仁皇帝差不多，圣祖十四岁擒鳌拜，除大患，在皇上这个年纪，已经着手策划撤藩。御门听政，日理万机之余，不废圣学，不但常御经筵，而且没有一天不跟南书房的翰林，讨论学问。皇上请细想，可曾能象圣祖那样勤学？”醇王接着又说“李师傅在这里，就拿这个月来说好了，皇上一共上了几天书房？”

于是李鸿藻接口陈述：“初一是皇后千秋节，两天没有书房；初三引见拔贡，无书房；初四召见完事才已正二刻，传旨无书房；初五午初传无书房；初六传两天无书房；初八又传：本日及十一日至十五日无书房。算起来半个月工夫，只初九、初十两天临御弘德殿。前天、昨天，依旧是无书房。”

“昨天！”皇帝算是找着理了“昨天是什么日子？不要行礼吗？”

“昨天是先帝忌辰。”醇王正好接口，触景生情，感念文宗，不由得双泪交流“先帝弃天下，就为了洋人烧圆明园，忧愤而崩，皇上如果还记不得这个创巨痛深的奇耻大辱，臣不如随侍先帝于泉下。”说罢放声大哭。

皇帝又窘又恼，不便好言安慰，也不愿好言安慰，只绷着脸，大声说道：“这不是哭的事，有话尽管说，只要说得有道理，我当然会听。”

于是醇王收泪，一款款地往下再谈。召见的规矩，皇帝不曾问到，固不应擅自陈奏，就是同班召见，亦要分地位高低，不能越次发言，所以醇王说过，才轮着伯彦讷谟诂开口。他是提到李光昭一案，攻击内务府蒙蔽皇帝，以致于流言籍籍，中外都传为笑谈。愿皇帝大振乾纲，英察果断，勿为左右近侍所包围。

再下来就该景寿说话，他一向沉默寡言，自从牵入肃顺的案子里，搞得灰头土脸，更加不愿对大政有所主张。御前、军机联名奏谏，虽为他所赞成，但要说的话大家都说过了，他只泛泛地以圣驾至重，不宜轻出，说了几句。然后又说：“臣侍先帝之曰，曾承面谕：前明神宗，对臣下奏谏、各部院衙门议奏事项，往往留中不报，最是失德。皇上天亶聪明，必能切记先帝的遗训。”

皇帝觉得拿他比做明神宗，无论如何不服气，所以冷笑说道：“哼！拟于不伦！明神宗数十年不视朝，我那里有他这样子？至于奏折留中，是我保全上折子的人，一发下去，就必得处分。”

这一下，醇王可也忍不住了，抗声说道：“臣听说颇有人直言奏谏，如李光昭一案，早在上年年底，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就曾密奏，指李某‘迹近欺罔’，如今果如所言。倘或皇上当时就拿王家璧的折子发下来，军机不敢不查办，何致于有今天的笑话？”

“李光昭的案子，我已经叫李鸿章严办，不必再说了。”皇帝又说：“奏谏无非要我采纳，有些我已经接纳了，折子发不发下去，没有什么关系。”

“是。臣但愿皇上能虚衷以听。”醇王又说“臣眜死上言，从今以后，易服微行之事，千万不可再有。”

“那是谣言，何尝有此事？”

“皇上说谣言就是谣言。”

这句话中有着无可形容的不屑与言的意味，皇帝心里异常不舒服，估量醇王也不敢对此事过境迁，形迹不留的情事，坚持其必有，因而振振有词地问：“你说呀！我到了些什么地方，是那一天，遇见了那些人？”

“皇上自己知道就是。”

这愈显得醇王的话是捕风捉影之谈，皇帝更要追问了“不！”他说“你非说不可，不然就是你造谣。”

造皇帝的谣，这事非同小可，醇王逼得无法，只好实说。那一天在宣德楼小酌，那一天在龙源楼午膳，那一天在八大胡同流连，那一天在琉璃厂买“闲书”这都是荣禄接得报告，转报了醇王的。不但有日子，有地方，甚至在饭馆里要了些什么菜，花了几两银子都说得一清二楚。

这一下不但皇帝目瞪呆拙，无话可答，伯彦讷谟诂、景寿、沈桂芬等人，亦有闻所未闻之感。一时殿中如风雨将来之前的沉寂，令人惴惴不安。

“别的都好说。停园工，我得面奏太后，这件我做不了主。”

终于得到皇帝这样一句话，都认为差强人意。于是由惇王领头，跪安退下。皇帝自己也是汗流浃背，回乾清宫刚抹了身，太监来报，慈禧太后召见。

到了长春宫，只见慈禧太后的脸色阴沉，皇帝先就胆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