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恩溺职，纯庙晚年，深悔错用其人，为盛德之玷。乾隆五十一年拿于敏中撤出贤良祠，六十年又削其轻车都尉世职。祖宗勇于补过，仰见圣德如天。如于敏中者，热中利禄的小人，又何足道哉？”

“那么朱文端呢？”宝鋆提出质问：“清德硕望，一时无两。纯庙御制诗中，称之为‘可亭朱先生’而不名。难道不足为法？”

朱轼谥文端，他不但是一代名臣，而且精研礼记，亦是一代经师，立身处世自然循规蹈矩。他的奉诏夺情，留任办事，确有其不得不“夺”其“情”的原因。

“朱文端真是大儒！”倭仁慢吞吞地答道：“他雍正四年丁内艰，那时正襄助怡贤亲王，经营畿辅水利，此是关乎亿万生灵祸福的大事，不能不移孝作忠，当作别论。”

“皇上典学，弼成圣德，难道不是大事？”

“当然是大事。但此大事，与当时非朱文端不可的情形有别，当时朱文端治畿辅水利，倘或因循敷衍，半途而废，则九城滔滔，化帝京为泽国，那成何体统？”倭仁说到这里，转过脸来，看着徐、翁二人：“荫轩、叔平，你们亦何妨各抒所见！”

“古人墨绖从军。”

“唉！”徐桐刚开了个头，便让宝鋆打断。对他来说，倭仁是前辈，徐桐和翁同和是后辈，此时正好借对后辈措词，可以比较率直的话来驳前辈：“明朝那些迂腐方严的习气，往往不中事理，想来诸公必不出此！”他停了一下，索性说痛快话“什么礼不礼的，都是空谈。今天只问诸公之意，是愿与不愿？”

他的态度武断，而语意暧昧难明“愿与不愿”是指谁而言呢？难道是说眼前的这三个人不愿意李鸿藻在弘德殿行走？

这不是诬人忒甚了吗？

正这样踌躇着不知如何表明态度时，宝鋆自欺欺人地对恭王说：“好了，他们三位都无异议，可以入奏了！”

这一入奏，便又发了一道上谕，除了重复申言皇帝的功课重要，以及“机务殷繁，尤资赞画”以外，特再温谕慰勉：“第思该侍郎，哀痛未忘，不得不稍示区别，前有旨令朝会不必与列，尚不足以示体恤，李鸿藻着遵照雍正年间世宗宪皇帝谕旨，二十七月内不穿朝服，不与朝会筵宴；遇有祭祀典礼咸集之处，均无庸与列。该侍郎当深感朝廷曲体之情，勉抑哀思，移孝作忠，毋得再行陈请，以副委任。”

李鸿藻又何能不再“陈请”？但如果仍由自己出面，请吏部代奏，则不奉诏的意思，过于明显，怕两宫太后心里越发不快。所以找了翁同龢来商议，他的意思是想请弘德殿的同事，代为出面陈情，比较得体。

“我自然义不容辞。”翁同和答道：“就不知道倭、徐两公如何？宝佩公对我们三个，颇有成见。”

“且先不谈这一层。叔平，劳你大笔，先拟个稿再说。”

于是翁同和以倭仁领衔的口气，拟了个奏稿，两人斟酌妥善，由李鸿藻收了起来，自己求倭仁和徐桐帮忙。

代为陈情的折子，经过倭仁、徐桐和翁同和一再斟酌，其中警句是“欲固辞则迹近辜恩，欲抑情则内多负疚”但接上“请仍准其终制”这句话，就变成宁可“辜恩”不愿“内疚”岂非独善其身，有失臣下事君之道？所以这篇文章实在没有做好，但改来改去，越觉支离，结果还是用了原来的稿子，誊正递上。

第二天膳前功课完毕，养心殿的太监来传谕，两宫太后召见。

到了养心殿外，依旧是醇王带班，他的脸色非常难看，悻悻然地，好象吃了绝大的哑巴亏，大家都明白，他是为了什么不满。

等召见时，颇有御前对质的意味。垂帘玉座，本在东暖阁坐东朝西，此时与军机大臣一起召见，南面是恭王、宝鋆和胡家玉，北面便是弘德殿行走三臣。两宫太后的神色，也是迥异平时，板得一丝笑容都没有。

慈禧太后面前展开一道奏折，她指一指问道：“怎么还会有这么一个折子？你们是不体谅上面的苦衷，还是另有缘故？”

“臣等依礼而言。”倭仁这样回答。

“那里可以事事拘礼？”慈禧太后说“象垂帘，难道也是礼吗？”

以垂帘亦是非礼来作譬仿，这话相当坦率，更可见出两宫太后挽留李鸿藻的诚意，倭仁讷讷然，好久都无法说出一句答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