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夹议之间，措词的轻重，引律的繁简，在字里行间有许多毛病，把那些毛病捉出来，或者批示，或者面谕，让军机大臣照自己的意思，作成一篇煌煌告谕，她觉得是最痛快不过的一件事。

这天黄昏所看的奏折，有一件是被指为向恭王行贿，奉旨“据实回奏”的薛焕的折子。当然，不承认有其事是可想而知的，让慈禧太后要考虑的是，薛焕作了“请派员审讯查办”的要求。

这当然要准如所请，但是派谁查办呢？如果说仅仅是薛焕和蔡寿祺之间的纠纷，至多派一个协办大学士就可以了，但是这样一派，岂不等于表示此案与恭王无关？慈禧太后觉得这也太便宜了恭王。想一想有个现成的人选：肃亲王华丰。在亲贵中，只有他以“宗人府”之长的“宗令”地位，够资格查办有恭王牵连在内的案子。不过华丰只能领个虚名，办案要靠刑部和都察院，这又有顾虑了，如果不教与恭王有关的人回避，查办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索性再给他一点颜色看！她这样在想，随即写了几个名子，第一个是管刑部的大学士周祖培，第二个是都察院之长的左都御史曹毓瑛，再以下是刑部侍郎王发桂、恩龄、副都御史恒恩，这些人在慈禧太后看，都是恭王的党羽，必须回避。

上谕极其认真，命令肃王与“刑部及都察院研审，务期水落石出”然后指明那些人该当回避，而蔡寿祺与薛焕“听候传质”

于是上谕颁发的第三天，肃王在刑部传询蔡寿祺和薛焕、展开审问。

奉旨审问的案子，照例先要被审的人递亲供。蔡寿祺先递的供词，与以前无异，说是“得诸传闻，并无实据”但明发上谕上既有“务期水落石出”的话，而且指明某些人回避，那就决不能含糊了事，可也不便追得太紧，所以肃王华丰觉得很为难。

好在还有刑部与都察院的堂官，除了奉旨回避的以外，刑部尚书绵森、齐承彦，侍郎灵桂、谭廷襄，都察院左都御史全庆，副都御史景霖、贺寿慈、潘祖荫都在会审。等被审的人退出以后，就在原地会议，研商案情。

座中除了华丰以外，就数全庆齿德俱尊。他与慈禧太后同族，姓叶赫那拉氏，字小汀，隶属正白旗，翰林出身。照他的资望，早就应该当协办大学士了，只以运气不好，居官常常出乱子，升上来又掉下去，因此越发谨慎持重，不肯有所表示。

“那么，伯寅，”华丰看着潘祖荫说“你常有高见。替大家出个主意看看。”

潘祖荫名为副都御史，其实常川在“南书房行走”虽喜欢上书言事，却是个极和平的人，恭王一向为他所敬重。薛焕做过他们江苏巡抚，对于这班江苏籍的名翰林很肯敷衍，交情不错，所以他也不肯多说什么，笑一笑推辞：“此案自然该听刑部诸堂的议论，我跟我们老师，”他指着全庆说：“不过敬陪末座而已。”

于是刑部两尚书，你看我，我看你，支支吾吾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华丰看看不会有什么结果，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再议吧！明天万寿，后天仍旧在这里问。总得想办法，早早结了案才好。”

到了下一次再审，事情忽然起了变化。蔡寿祺突然要求撤回原供，另外改递，指出三个人来，一个是候选知县，此刻不在京城，另外两个是六科给事中谢增和刑部主事朱和钧，关于薛焕行贿的情节，蔡寿祺说是听他们说的。

“怎么样？”华丰指着蔡寿祺改递的亲供问。

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敢说一句徇私的话。刑部尚书绵森接口答道：“自然把他们传来问。”

话是这么说，实在没有一个人愿意这么办。于是刑部侍郎谭廷襄自告奋勇，站起身来说道：“既有本衙门的人牵涉在内，我马上派人去把他找来。”

谭廷襄是绍兴人，熟于刑名，而且成了进士就当刑部主事，深知其中的轻重出入，因此有他去料理一切，大家都放了心。

果然，等到下午把谢增和朱和钧传了来与蔡寿祺对质；谢、朱两人一口否认，说从不知有薛焕行贿之事，更没有跟蔡寿祺谈过此案。

“蔡寿祺！”华丰已经接得报告，明白其中的“奥妙”故意声色俱厉地问道：“你怎么说？”

“这两位不肯承认，我还能说什么？”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就看见你三翻四覆的，一会儿一个样子！那不存心给人找麻烦吗？”

受了申斥的蔡寿祺，既无羞惭，亦无愤慨，木然无所表示，就象不曾听见华丰的话那样。

这一套把戏，潘祖荫有些看不下去，便望着谭廷襄提高了声音催促：“看看怎么样结案吧！”

谭廷襄向他抛了个眼色，示意他稍安毋躁。然后又由肃王向蔡寿祺问了许多话，这些话可有可无，为了表示认真，似不可无，倘是为了研审案情，则不说也罢。